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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鲁迅时常在当时的内山书店见客会友，与文学青年进行交流。而设在内山书店里的文艺漫谈席，是当时文化界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茅盾等都曾是这个文化沙龙的常客。 ②(18)《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有人慕名送到新月书店而被胡适重金买下，这至少说明在当时(1927)，新月书店作为胡适等新月文人的联络处已经为外人所知。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第680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 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30)、陈炳堃(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以及王哲甫《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等，均有类似论述。 ④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1939)》，《萧乾回忆录》，第7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⑤早在编《晨报副镌》之前，徐志摩就曾想创办《理想》月刊和《新月》月刊；闻一多和梁实秋自清华学校时起，就曾主编过《清华年报》、《辛酉镜》、《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刊》等，留美时期曾创办《大江》季刊，并曾试图创办自己的文艺杂志《河图》。 ⑥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萧乾选集》，第3卷，第437—4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参见徐志摩小说《死城》(《新月》1卷11期，1929年1月)，这篇作于1928年的小说，副题是《北京的一晚》，当是描摹士人纷纷南下之后，北京城荒凉冷寂、死气沉沉的景象。 ⑧[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第2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此启事刊登于1927年6月27、28日《申报》。转引自陈子善《关于新月派的新史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11—212页，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⑩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66页，自印本1949年版。 (11)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第34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参见1927年6月27、28日《申报》所刊《新月启示》。 (13)据《新月》三卷七期版权页《新月书店编辑部迁移启事》。 (14)据《新月》四卷二期版权页。 (15)转引自陈子善《关于新月派的新史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10—211页。 (16)后来余上沅因事辞职后，张嘉铸也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书店经理职务。梁实秋《谈徐志摩》：“后来业务发展，便在四马路租下了铺面，正式经营出版业务，以张禹九为经理，我为编辑。”《梁实秋怀人丛录》，第4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17)据笔者所辑录《新月书店出版图书目录》，1927年新月书店共计出版书籍约15种，此说似有夸大。 (19)见1927年7月2日《时事新报》第四张第一版。 (20)(35)参见梁实秋《谈徐志摩》，《梁实秋怀人丛录》，第40页，第42页。 (21)温梓川：《徐志摩朗诵〈秋声〉》，《文人的另一面》，第1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温梓川，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时为上海暨南大学学生。此文原载1967年5月马来西亚《蕉风》第175期。 (22)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9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 (23)其中现存书目105种，存疑书目18种。详见笔者辑录之《新月书店出版图书目录》。 (24)如徐志摩的《自剖》、《翡冷翠的一夜》，闻一多的《死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等等。 (25)如出版“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的《西滢闲话》以及翻译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等。 (26)据《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伪上海市党部批令附件》之二《应禁止发售之书目》，有新月书店版《一个人的诞生》(丁玲著)。又据《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1936)》，在“乙、国家主义派刊物”目录下有新月书店1931年版的《救亡两大政策》(王造时著)，理由为“取消一党专政，改组国防政策”，于“二十年十一月令上海邮检所查扣”。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204页、第226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27)《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231页。 (28)(44)《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280页，第281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29)1929年4月12日《余上沅致胡适信》：“前据新月店员萧克木君来信，说北平东安市场有书贾盗翻印白话文学史，现正随时留心侦查……”又1930年1月22日函：“新月已聘常年律师，可使盗翻书籍者知所敛遮，甚善。”《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七)》，《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第116、124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30)对于新月这两种重要刊物的详细解读和历史考察，笔者还将有后续撰述。本篇涉及的主要是与新月书店经营有密切关系的部分。 (31)梁实秋《忆〈新月〉》：“这书店的成本只有4000元。”《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9页。另据梁实秋《谈徐志摩》：“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梁实秋怀人丛录》，第40页。可见当事人记忆或有出入。 (32)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第728页、第729页。 (33)梁实秋：《谈徐志摩》，第28页、第29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8年版。 (34)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9页。 (36)参见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7页。 (37)参见《胡适致徐志摩(稿)》，《胡适书信·胡适致他人信(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第361页。此信署1928年1月28日，写于新月稿纸上，仅存底稿，字迹潦草，涂改甚多，似乎显示作者写信时心情颇不平静。 (38)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胡先生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弹的还是他的老调。……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平剧，斥为‘下流’。听众中喜爱律诗及平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平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梁实秋怀人丛录》，第197页。 (39)沈卫威编《胡适日记》1931年3月5日条下有：“晚与志摩谈。他拿T.S.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我读了几首……丝毫不懂得，并且不觉得是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0)闻一多：《致父母亲》(1922年12月27日)，《闻一多书信选集》，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1)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4页。 (42)徐志摩《编辑余话》：“末了要附带告罪的是我们因为篇幅太多，每期都售特价，希望以后再不至于屡次这样。”《新月》一卷七号，1928年9月10日。 (43)参见《诗刊》第三期《叙言》，1931年10月5日。 (45)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原载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后收入《二心集》。 (46)《罗隆基致胡适信(1931年5月5日)》，《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十九)》，《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第325页。 (47)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9页。 (48)梁实秋《忆〈新月〉》：“发表之后果然有了反响。我们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新月》被邮局扣留不得外寄，这一措施延长到相当久的时候才撤销。”《梁实秋文坛沉浮录》，第168页。又参见《徐志摩致胡适》：“《新月》又几乎出乱子。隆基在本期《新月》的《什么是生活》又犯了忌讳，所付寄的四百本《新月》当时被扣，并且声言明日抄店。幸亏洵美手段高妙，不但不出乱子，而且所扣书仍可发还。”《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101页。 (49)《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50)参见《叶公超致胡适信》。此信仅署21日，估计写于1931年12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159页。 (51)参见《罗隆基致胡适信》所附《罗隆基致徐志摩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第332页。 (52)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一通(稿)》：“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之三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胡适书信·胡适致他人信(八)》，《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36—38页。 (53)胡适：《人权论集小序》，《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版。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第805页。 (54)或许是为了保持诗歌刊物的纯粹性，或许是由于仅出四期，时间仓促，《诗刊》并未刊登广告。 (55)以全面广告之费用为例：第一卷前八期为三十元，自第一卷第九期涨至特等五十元，自第三卷第一期为特等六十元，自第三卷第七期起又上涨至特等七十五元。然而《新月》上的这种特等广告，除了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一家设在香港的图书公司之外，少有问津。有些卷期广告不足，则由新月书店自己的广告补之或留白。而自四卷三号以至七号终刊，《新月》不再刊登广告刊例。 (56)笔者翻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之往来信函，罗隆基、沈从文、余上沅、梁实秋、闻一多等主要作者几乎都曾预支稿酬，每次数目多在五六十元至二三百元之间。 (57)《徐志摩致胡适信》(1931年8月25日)：“萧克木任内却有不少疮孔。我们对他那一番信任至少是枉费的。用人真是不易。”《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128页。 (58)参见《邵洵美致胡适信》(1931年7月5日)：“六月底结帐，萧克木经理期内，外版书代售竟会亏本！依道理讲，应当挣几千块钱呢。现在另函上沅，讨论办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74页。 (59)如《罗隆基致胡适信(1931年3月27日)》：“五六期合刊，竟又延期。校对稿放在书店中，编辑部和印刷局不接头，店中人又不问，所以无形中又延迟了。恨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4页。又4月22日信：“《新月》五、六号质量都差，负责人自己亦十分不满意。五六期本非合刊。二月初将五期稿交萧先生。后来萧先生离沪，校对稿压在书店，到三月初才发现。时间来不及，没法，临时加三万字稿，改成合刊。这是书店改组期中意外的事端，以后想不至再有此项事发生。”《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十九)》，《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第328页。 (60)《徐志摩致胡适信》：“新月不日开股东会，书稿陆续已收到不少。有钱即可大批付印。股份招得虽有，但现金流通终感不便。因此我们向公权商量在中国银行做一万元的透支。”此信仅署19日，据笔者推算当写于1931年9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128页。 (61)参见《徐志摩致胡适(残)》：“(上缺)再有一件要事，昨夜在中社为《新月》扩充股份，开会成绩极佳。现决定另招三万(股不足，以透支足之)，分十五组经招，每组任两千。……”此信约写于1931年4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62页。又《徐志摩致郭子雄函(1931年5月17日)》：“新月书店颇见竭蹶，新由洵美加入，更图再起。”《徐志摩全集》第五卷，第1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此后《新月》月刊由邵洵美参与编辑发行，并由邵氏的时代印刷厂承印。 (62)《叶公超致胡适信》：“志摩死了，新月书店也好比咽了半口气。我希望您这次到上海去和洵美大家彻底把书店内部整顿一下，否则日日透支，如何以往？”此信仅署21日，约写于1931年12月。时胡适已重回北京大学任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159页。 (63)徐志摩《新月讨论》：“如今新月的一班朋友，亦散在各地。胡适之先生徐志摩先生在北平，梁实秋先生闻一多先生在青岛，还有在武汉的，在安庆的，在广东广西的。”《新月》第三卷五、六期合刊。 (64)参见《潘光旦致胡适信三通》所附《新月书店让与商务印书馆合同副本一份》，《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十七)》，《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第55—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