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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这次的领导权争夺，表面上似乎是意气之争，但如果深入分析，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似乎表露出新月同人之间的某种不和谐，或曰裂隙。胡适虽然被梁实秋尊为“事实上的领袖人物”，但新月诸人却未必能够心悦诚服。他们与胡适结盟，本来就不能排除有借胡适的地位声望支撑门面、开辟阵地的打算。而且在文学趣味和见解上，他们与胡适也始终有些不能同调。与徐志摩逐渐接受闻一多等人的影响不同，胡适的文学观念始终未从五四的“偏激”立场上有所松动。据梁实秋回忆，胡适直到晚年仍大骂其律诗及京戏(38)。这在注重传统的闻一多、朱湘等新月诗人与致力国剧运动的新月戏剧同人看来不知会作何感想。而在1929年的一则日记中，胡适还流露出他对于现代诗的全然隔膜。对于徐志摩、叶公超和卞之琳等新月诗人深为服膺并受到其巨大影响的T.S.艾略特，胡适完全不能接受和欣赏，甚至“不以为是诗”(39)。新月同人对于胡适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向来不以为然，而且曾经进行过公然批判。朱湘在《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上为“打招牌”所作的《新诗评》，就是拿胡适的《尝试集》来开刀的。初出茅庐的朱湘对胡适诗作的批评毫不留情，直斥为“内容粗浅，艺术幼稚”。同样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也对胡适及其文学见解颇有微辞，甚至将其作为对立面。就在他们二位的合刊本《〈冬夜〉〈草儿〉评论》出版之后，闻一多在家信中坦言：“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报》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我们呢？”(40)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胡适会在赌气之下称这些新月后辈为“素不相识的人”，并表示不能信任了。文学见解和趣味如此不调和的人凑在一起，共同结社办刊必然会埋下某些不安定的因子。尽管文人社团的聚合可以依靠气质性情的仿佛，人生姿态的相近，而非具体观念的认同，但这确也为新月内部的不协调乃至最终的消散埋下了伏笔。起码，这些不和谐的因子从起初就规定着新月群体的松散特质，为历史真相的丰富与复杂做着注脚。 诚然，胡适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多回避对于文学问题的讨论，而多为自述或学术性文章。但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似乎也宣布了胡适对于《新月》文学方向的某种漠视，甚至多少造成了胡适后来支持甚至促进《新月》谈政治的倾向，并无形中加大了与徐志摩等人在办刊方针上的分歧。 胡适“退股事件”对于新月书店经营运作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尽管此次风波以和解告终，但它却为新月书店的营业奠定了不安稳的基调。新月书店作为一家小小的同人书店，本来就缺乏强大的资本后盾和专业的运营人才，这一事件更进一步导致了新月书店领导权的分散以及向心力的涣散，或许为其后的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终至倒闭盘出埋下了伏笔。 有了自己的同人刊物，似乎于实现文学梦想愈来愈近。但是新月同人很快就发现，办同人刊物并非一帆风顺。正像梁实秋所发的牢骚：“起初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其中甘苦谁都晓得。”(41)除了需要在编辑组稿方面花心思而外，还要为平衡刊物的篇幅容量和成本高低伤脑筋，这可能是一心实现文学梦的新月同人们始料未及的。《新月》月刊原本定价三角，但在前半年几乎从未实行。因为篇幅过长，成本过高，期期要卖特价四角，使得编辑不得不向读者屡次告罪(42)，让新月同人着实体验到了经济现实与文学理想之间的差距。即使是像《诗刊》这样新月同人自诩“醇正”的刊物，因处境艰难也难免要在开篇的《叙言》里谈生意经：“平常一百几十页的一本平装书，定价至少要在五毛以上，现在诗刊每期只卖到二毛五，这无怪书店要着急。”(43)至于杂志的销售业绩到底如何呢？在《新月》一卷七号的《编辑余话》里，徐志摩提到：“半年来承读者的期许，使我们能够得着三千到四千个的同情者。”最乐观计，也不过是每期发行三四千份，即如与同时在上海的其他刊物相比，实在也算不得一鸣惊人(44)。 《新月》月刊的销量渐渐好起来似乎是在《新月》二、三卷开始“谈政治”以后。一向不屑于《新月》帮闲姿态的鲁迅，据说因为受到梁实秋在《新月》杂志“零星”栏目的连续“挑衅”与“发难”，也对《新月》杂志注意起来：“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三卷第六、七号的合本。”(45)罗隆基甚至曾激动地致函胡适：“前日上海民报——据云左派报，汪常有文章在此报发表——登一文，说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46)但是《新月》最畅销时的发行量似乎仍然是个未知数。即如梁实秋也说：“虽然我是书店的总编辑，我不清楚书店的盈亏情形，只是在股东会议上听取报告。新月月刊每期实销多少我也从来不知道。”(47) 而对于《新月》是否应该谈政治的问题，新月同人有着尖锐的分歧。尤其是在胡适、罗隆基等论人权的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固然热烈，但遭到查禁扣押的待遇却使书店营业一度受到冲击(48)。为此，罗隆基在1931年8月6日致胡适的信中辩解说：“此间志摩洵美等为维持月刊营业计，主张新月今后不谈政治。……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相当的顾到营业则可，放弃一切主张来做书店生意，想非新月本来的目的。”(49)而徐志摩、叶公超等人也明确表示立场：“月刊我以为不必每期载政治文章。努生文章做得好，话说得对，都不错。但是以一人之长而置月刊于危境，我是不敢赞许的。”(50)“文学还是政治”办刊方针分歧的不断加大，以致后来同人之间约稿都成了问题。罗隆基为此致函责备徐志摩：“《新月》内容，非大家负责不可。半年来，一多，实秋，英士，子离，上沅，公超，西滢，叔华等先生都没有稿来。你的稿亦可说太少。《新月》内容的退步，大家都要负责任的。”(51) 同人间的“文学与政治”之争，最终影响到了同人书店和杂志的存留大计。只好由胡适出面，上书当局进行“辩诬”，以表明《新月》并非诋毁政府(52)。其实，胡适在1929年12月13日《人权论集》出版序言中关于“鹦鹉救火”的自况(53)，就已经剖白了新月文人的“不满于现状”只是一种对于现任政府的求全责备，完全是一种体制内的行为，其意并不在对当局的统治构成威胁。这倒也印证了鲁迅对于《新月》“小骂大帮忙”的认识可谓所言不诬。 此外，《新月》月刊也是新月书店的一大广告发布地(54)。新月书店在《新月》上刊登自己的书籍广告，常常将其附于作者本人的文章之后，以增强读者的印象，可谓一举两得。除了与其他书刊非谋利地交换刊登广告而外，《新月》也刊登一般的商业广告作为盈利来源。在《新月》上刊登过广告的刊物计有：《贡献旬刊》、《春潮月刊》、《一般》、《新女性》、《东方杂志》、《华严月刊》、《生活周刊》、《秋野》、《泰东月刊》、《小说月报》、《真美善》、《现代中国》、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红黑》、《当代》、《人间》、《文艺月刊》、《清华周刊》、《今日》、《华年》、《文学周报》、《国闻周报》、《世界月刊》、《独立评论》等等。从其中大部分刊物的内容，也可以发见与《新月》大致相近的趣味。还有一些刊物原本就是新月同人或作者另外创办的杂志，如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所办的《红黑》杂志，沈从文主编的《人间》月刊，潘光旦主办的《华年》，刘英士主编的《图书评论》以及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等。另外，商务印书馆、北平社会调查所等都曾在《新月》上刊登过新书广告。至于商业广告则五花八门，计有纸店、印刷所、面包店、洗染公司和银行广告等等。《新月》月刊每期的版权页上附有广告刊例。从第一卷到第四卷，《新月》上的广告刊例愈分愈细，广告版面的费用也几度变化(55)。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月》杂志发行量的波动与新月书店影响力的消长。 《新月》月刊上刊登有新月书店的出版章程，规定抽版税与卖版权的办法。一般而言，买断书稿的酬金为每千字三至八元。如果按照同比价格计算，与今日之稿费相较，稿酬不可谓不丰厚。但这却助长了新月同人预支稿酬的习气。他们往往在著作起笔或刚有翻译意向的时候，就向店中预支稿酬，而且往往不是小数目(56)。但是手中的著译，日后却未必都能及时兑现。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是源于自家的书店好说话，但是对于一个股本只有数千元的书店来说，却无异于釜底抽薪。当然书店不景气不仅是由于新月同人的滥支无度，恐怕还有不懂经营、用人不当等诸多原因(57)。所以运营一段时间之后，新月书店即感资金短缺，周转不灵。本来经营不错的书店不仅不能盈利还要闹亏空(58)。《新月》月刊的出版也不能按时，常常要拖期。而愆期常常是由于书店自身的管理不当、接洽不周等细节问题造成的，更见出新月书店经营的混乱(59)。徐志摩等人原本对于经营书店缺乏经验，却大胆盘算向中国银行透支巨款(60)，并打算由此扩充股本，以谋求新月书店的中兴(61)。这似乎也是加剧新月书店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及至徐志摩遇难，新月人心更为涣散(62)。其实在此之前，新月同人早已逐渐流散各地(63)。1933年6月，《新月》月刊遂停刊。1933年9月23日，经由潘光旦长兄潘孟翘与胡适出面接洽，新月书店连同债务和书稿全部盘给了商务印书馆(64)。 作为同人书店的“新月”陨落了，新月同人的文学梦也无以附丽，终致惨淡凋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