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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者建构的鲁迅影像 鲁迅尽管在身高上不属于伟岸之列，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他的认同乃至崇拜，而这认同乃至崇拜，恰是来自他那文学家的身份。 在民国教育体制内，鲁迅的大量作品得以传播。在作品传播的过程中，文学家的鲁迅影像便得到了凸显，这使得他者在“未见其人”之前，便已经“如见其人”。由于“如见其人”仅仅是通过阅读作品根据想象建构起来的影像，所以当人们和真实的鲁迅初次见面时，其反差之大还是足以使仰慕者“瞠目结舌”。好在有根据想象性建构起来的影像作支撑，这便反转过来促成了人们依照想象性建构出来的鲁迅影像投射到真实的鲁迅身上，进而完成“对象化”。那么，人们又是怎样把想象性建构出来的鲁迅影像和真实鲁迅对接的呢？ 其一，对鲁迅的胡须、头发等赋予文化的象征功能。如果我们细读一些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可以从中发现，人们在对鲁迅的精神品格进行对象化时，更多地和其胡须、头发进行联系，通过其胡须、头发与鲁迅的文化身份对接起来，这便使得鲁迅的胡须、头发成为可以承载鲁迅思想的一种物化对象。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获得了青年学生的认可和推崇，其影像自然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如对鲁迅的头发等有人如此描述：“我被高度的感情震慑住了，当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只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灰黑色的头发是那样凌乱，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深厚的内涵，我想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和宝贵的智慧潜藏在里面！瘦削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我不禁在这儿涌起更深的同情和忧虑。他靠在书案上的那支手捏着一支燃起的纸烟，显得很有趣味的眼光把我们这初次来访的青年望着。”(19)至于鲁迅成名之后，其胡须在学生们的眼里也成了“美极了”的表征：“‘你看，’那位同学把我的胳膊挽着，扭转身来望着我笑，走起路来他在打倒退，‘鲁老头儿其实美极了，你看那眉毛！那胡髭！’”(20)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鲁迅依然备受推崇：“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吧，我第一次参加左联的会议，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小学校里，与会的大多数人我都是新相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言。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付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21)对丁玲的这一回忆，我们如果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便可以发现，“黑色长袍”、“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是采用了一种写实的手法，而关于“眼神”中闪烁的“铮铮锋利”，则含有极其鲜明的情感色彩，表达了丁玲对鲁迅的无限推崇敬仰之情。文学青年草明在见到鲁迅之后，也将鲁迅的胡须赋予了“韧性战斗”的精神：“啊，先生那仰面的深邃而倔强的丰采，那两撇不屈的富于韧性战斗的胡子，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并获得了作品与人品的统一的印象。”(22) 诸多的文学青年和在校学生作为鲁迅的拥趸者，对鲁迅有着非同一般的崇拜，当然，他们在将想象中建构起来的鲁迅与现实中的鲁迅对接时，落差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缘于他们对鲁迅影像的想象性建构已经纳入到其情感体系之中，故尔，这样的接受落差还是得到了有效修补。鲁迅1927年来到中山大学时，学生们所看到的是“矮小”、“黄瘦”的鲁迅：“鲁迅来到广东的时候——仿佛是冬天吧——我独自向服务的机关告了假，渡江到中山大学去听他到广东后第一次演讲，坐在拥挤不堪的听众中间，待朱骝先校长介绍了以后，出现的却是个矮小的可怜的黄瘦的人，这自然有点使我失望，然而我却马上从他那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了他那战斗的精神。”(23)缘于从既有的阅读中所建构起来的鲁迅的伟岸影像，使文学青年见后感到失望，但他仍然从鲁迅的“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鲁迅的“战斗的精神”，这样的修补和重构，正是既有的思想和情感对象化过程中的产物。 实际上，鲁迅作为一个陌生人进入文学青年的视野时，其初次见面的影像原本是这样的：“车停在老靶子路的时候，夹在一群人当中，挤上一个矮矮的老头子来，褪色了的灰布长衫裹着瘦小的身子，蓬乱的短头发里夹带着不少的白丝，腮很削，颧骨显得有点高耸，一横浓密的黑须遮住暗红的上唇。他挤进了三等车厢，就屹然地站立在人堆当中，虽然矮小，却显得倔强；明锐的眼光时时扫射在同车的人们的身上，时时又定定地瞪视着远方。”(24)鲁迅给文学青年以群留下的影像是“矮矮的老头子”、“瘦小的身子”、“蓬乱的短头发”等，显然，这样的影像和那种文化巨人的影像是不合拍的；但是，缘于这样的影像是鲁迅留下的，所以，以群在这一影像中，又发现了这个矮矮的小老头那“有点高耸”的颧骨、“显得倔强”的性格和“明锐”的眼光。其实，这样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恰是文学家的鲁迅通过其作品投射到包括以群在内的文学青年心里的。可见，文学青年把鲁迅的头发当作其“卓尔不群”的对象化特征，他把阅读建构起来的巨人鲁迅的影像和现实中的普通鲁迅形象对接了起来。如果没有文学家的鲁迅作支撑，那鲁迅也许最终会“泯然众人矣”，甚至可能连“众人”都不如。这种情形，在有关鲁迅的遭际中不是没有出现过。如内山完造在《鲁迅先生》一文中，便为我们转述了鲁迅所遭遇的一次“非人”待遇：“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指鲁迅，引者注)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们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通，于是乎说‘走出去！’”(25)当然，鲁迅在这里遭遇到“非人”的待遇，除了没有那种“范儿”之外，还与其穿着较为普通有关系。但这也正说明，司机由于没有预先建构起文学家的鲁迅影像作为接受前提，所以才把鲁迅当作“下等人”赶了出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无独有偶，除了中国人将鲁迅的胡须和头发作为凸显其思想的载体之外，外国的一些友人对鲁迅的影像感知也是大体上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就这样写道：“他是我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和他见面。他的个子矮、身体弱，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脸型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副表情丰富、机灵生动、为我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26)在这里，史沫特莱特别凸显了鲁迅的头发，并且还特别指出了鲁迅的头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鲁迅的脸型尽管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但缘于文学家这一影像的支撑，也就顺理成章地使鲁迅成为她“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至于日本友人眼中的鲁迅影像，则是“短个子、粗胡须、风骨凛然、脸色苍白、看上去身体很弱但眼光似乎有点特别，很像我国的犬养木堂似的中国绅士”(27)。在长与善郎的叙述中，鲁迅尽管“短个子”，但这并不影响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种“风骨”，这其中的标志便是“粗胡须”。显然，具有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取着同一路径的认同乃至推崇，除了鲁迅的胡须和头发有着独特之处以外，也说明了其胡须和头发的确承载了他那率真、倔强的性格，并由此成为鲁迅独立精神的象征。 其二，对鲁迅的眼睛赋予心灵窗口的透射功能。眼睛作为人的心灵窗口，其眼神自然就透露着人的内在精神气质。鲁迅曾就小说中如何刻画人物形象问题有过这样的论述：“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28)而最能够标识出人物特点的，则是人物形象的眼睛：“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29)其实，从事小说创作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大都将“画眼睛”当作建构鲁迅影像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如萧红就这样刻画过鲁迅的眼睛：“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30)萧红在这里对鲁迅的“眼光”的描写，不仅把其眼睛背后所隐含的“功能”呈现了出来，而且还把眼睛中的“眼光”予以了升华，把其视为“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这样，就把鲁迅的“眼光”置于“旷代”的时间坐标上，由此显示出了鲁迅“眼光”的意义。 实际上，将鲁迅的眼睛赋予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只萧红一人。在许多人那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路径。姚克便这样描写鲁迅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很特殊的，转动的很敏捷，但看人的时候却很定直而尖锐，又隐隐约约有一丝Pathetic的微茫，使人觉得这一双眸子不但‘读书破万卷’，并且也曾阅尽了这‘人间世’。”(31)这就把作者所见到并想象出来的那双“眼睛”，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使得这双“眼睛”阅尽了“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具有了内在的透视功能。 除了那些刻意突出鲁迅影像的思想意义的文章之外，也有一些文章重在表现非常状态下的鲁迅影像，这样的影像尽管褪去了其思想的外衣，但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嗔有怒的本真的鲁迅形象。鲁迅尽管有着非凡的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所有的行动都是中规中矩的，鲁迅也有失态的时候。如醉酒中的鲁迅，便具有了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气概：“席上闹得很厉害，大约有四五个人都灌醉了，鲁迅先生也醉了，眼睛睁得多大，举着拳头喊着说：‘还有谁要决斗！’”(32)鲁迅在此表现出来的“醉眼中的朦胧”，对我们理解性情中人的鲁迅，具有更大的意义。尽管鲁迅身高没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柔弱”的。显然，在“酒神”的感召下，鲁迅被压抑已久的“决斗”欲望找寻到了喷发口，而其眼睛则成为传达其真实性情的窗口。 对鲁迅的眼睛，外国友人则淡化了其中的那种“横眉冷对”的战斗意味，多了一些“春风化雨”的文化赋予。如史沫特莱便这样描写过她和鲁迅相见时的情景：“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33)史沫特莱作为外来者，也许对鲁迅所身处的国家缺少更为真切的把握，但在她对鲁迅眼睛的感知上，突出了“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的闪耀着”的特点，而这样的感知，正是她从文化的视角对鲁迅独特性的把握。鲁迅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属于民族的、中国的，而且还属于人类的、世界的。也可以说，鲁迅即便被纳入到美国文化之中，也自有其独到的“智慧和兴味”。 鲁迅影像的这一独到之处，在被纳入到美国文化之中加以审视时是如此，在被纳入到日本文化之中加以审视时也是如此。藤野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就为我们描画了留学日本时的鲁迅早期影像：“周君身材不怎样高，圆脸，是聪颖相的人。脸色看上去不太康健。我教的是人体解剖学，他在教室里十分认真地记着笔记，总之在入学时好像不大能充分地说日本话，听讲也不大理解。好像用功得非常吃力。”(34)鲁迅给藤野先生留下最深的影像就是“身材不怎样高，圆脸”，藤野先生的这一叙述无疑是从客观实际的印象而来的。至于鲁迅获得了文学盛名之后，日本友人鹿地亘则从鲁迅的初期轮廓聚焦到了其眼睛上：“我忘记不了垂问我的健康的鲁迅那双充满了挚情的眼。”“我必须谈谈鲁迅的眼。”“他的眼睛，是怎样充溢着静穆而温挚的情味的眼啊！他的眼就像在底里荡漾着光辉的深泉那样澄澈着。当房门推开，穿着宽大的华服的他，静静地走进房里来的那一瞬间，我立刻就感到了这一点。我和他对坐着，为他那静穆的神情所震撼，就像怕在泉中激起波纹似的沉默着。”(35)而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作者这样的一种感觉，并不是通过长久观察获得的，而是在“走进房里来的那一瞬间”便立马捕捉到了，由此给作者带来的情感反应则是“震撼”。其实，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说，与其说是鲁迅有一双“充溢着静穆而温挚的情味的眼”，不如说是回忆者本人带着对东方文化那特有的“静穆而温挚”的想象，并把这想象投射到鲁迅的“眼睛”上的结果。回忆者作为日本文化的承载者，把眼前的鲁迅及其文章和“具有东方的深刻之成熟的古典文体”有机地对接了起来。这实际上是把鲁迅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加以确认，是从鲁迅的文章作为这一文化长河的“流”，来反观东方文化这一长河的“源”。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会想到：“鲁迅的眼就是他的文章。我在他的眼里感到了他那具有东方的深刻之成熟的古典文体，他那蕴藏着激情而宁静的语言，以及他那有如波纹荡漾的流露于文章之中的Humour。”(36) 当然，在外国友人眼中的鲁迅，也并不都是带有“智慧和兴味”、“静穆而温挚”，有时候会“目光森森”、“锋棱逼射”。如史沫特莱就有过这样的回忆：“我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他书房里，我发现他面目黝黑，没有梳头，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一篇签有他的化名的手稿交给我说道：‘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37)可见，当鲁迅被激愤的情感占据时，即便是对中国社会还无法做到感同身受的外国友人，也依然感觉到鲁迅眼中投射出来的是那种毫不妥协的战斗锋芒。 其三，对鲁迅矮小的身材赋予博大思想的反衬功能。鲁迅尽管身材不是伟岸高大，甚至在诸多人的眼中还显得有些“矮小”，但是，这并没有成为制约鲁迅影像高大的因素。相反，在诸多回忆文章中，突出鲁迅身材的矮小和突出鲁迅人格的伟大，是作为两个极点加以对比而共生共长。如此一来，鲁迅的身材矮小便不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书写，而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加以使用。 客观地说，所有在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伟大人物，在他者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影像中，往往都和“伟大”联系在一起，即便身材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鲁迅的身材却不然，这使许多初次见到鲁迅的人，大都有着接受心理上的落差。如马珏在初次见到鲁迅时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心里不住地想，总不以他是鲁迅，因为脑筋已经存了鲁迅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现在看了他竟是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所以不很相信。”(38)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和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其所传达出来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注重的是“小孩似”的“阳光明媚”，后者注重的是“老头似”的“老气横秋”，当然，其中也不乏她对鲁迅身高失望的委婉传达。相形之下，还是一些男性作者来得更率真：“昏暗中，我望着一位矮而且瘦的老头子，穿着一件棕黑色的毛线上衣，用短促的南方口音在打招呼。”这样的文字，就清晰地向我们传达了鲁迅的身高和体型。然而，当文学青年想到这个“矮而且瘦”的“老头子”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文学导师”时，“我的心突然像跳到口腔里来，我想，现在同我们惟一的文学导师会见了”(39)。 类似的感受，在诸多的文学青年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文学青年草明便这样写道：“当我发现他瘦小单薄的身躯时，我又惊诧那瘦弱的躯体如何装得了他那博大的灵魂！后来与先生过往多些时，我又发现他另外一种气质，就是对同志极端热情，特别是对革命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有如慈母。”(40)草明通过中学时期的文学阅读就接触到了鲁迅的文学作品，并由此进行了对鲁迅的想象性建构。然而，当草明真正见到鲁迅时，还是“惊诧”鲁迅那“瘦弱的躯体”是如何承载“博大的灵魂”的。显然，草明在接触鲁迅时产生心理上的“惊诧”，无疑是对鲁迅“瘦小单薄”身躯的真实反应。他在文章中把这一“惊诧”和鲁迅的“博大的灵魂”联系起来，便是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在情感上是认同的。与草明的认知一致的是姚克，他这样叙述了自己与鲁迅“最初和最后的一面”：“若只就他的身材而论，那他是很渺小的，站在平地不过五尺四寸左右高，很瘦弱的样子。”(41)“这样一个人，假使你在大街的稠人中瞧见他，你绝不会注意——渺小平凡得很。但一旦和他对面坐着，你就绝对不觉得他渺小和平凡，你只觉得他气宇的宏大和你自己的渺小和猥琐。”(42)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文学家的身份作为支撑，那么，像鲁迅这样的“身材”便会“渺小平凡得很”；当你“和他对面坐着”进行交谈时，没有了这种“身材”的具体对比，而是进行思想的对话，则会感到鲁迅的“气宇的宏大”以及自己的“渺小和猥琐”。这样的表达除了作者对自我情感和思想的真实记录之外，也是使用了一种对比的修辞手法。而这样的修辞手法，又是从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鲁迅身材的“渺小平凡得很”与他思想的“气宇的宏大”的对比；二是鲁迅思想的“气宇的宏大”和自己思想上的“渺小和猥琐”的对比，这两种维度上的对比，最终凸显的则是超越身材向着体现其思想精神世界的皈依。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人的肉体这样的物质回归于自然时，能够超越肉体而留存未来的只能是其所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