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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鲁迅研究特质 如果说重视史料、求真务实以及“人间鲁迅”的深度开掘等等，可归结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那么中国大陆鲁迅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然而，如果我们在中日鲁迅研究的对置结构中来观察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重视史料，中日有明显的族性差异；同样是求真务实，中日有显著的国别差异；同样是人间鲁迅的深度掘进，中日掘进的路径也有外径和内径的差异。而追根溯源，各种差异的根蒂在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差异。 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委员会”这样大规模基础性史料课题组并非日本才有，中国在《鲁迅全集》的编选、增补、修订、注释等方面，无论是动用的人力资源之众，还是接力性的持续时间之长，抑或细节处理之细致绵密等各个方面，均不逊色于日本的课题组；不过，如果我们以时下颇为流行的课题申报及其评审标准来看，中日两个课题组选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根本不在同一个层级。日本大型课题组以《藤野先生》一部作品和“幻灯片”一个事件为研究对象，而《鲁迅全集》则是以鲁迅全部作品和一生中的主要事件为研究对象，两者之间的悬殊差距实在不能以道里计。其实，对于日本学者重视史料的研究特质，中国学者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并非有口皆碑，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日本学者的史料考索太过“琐屑”。这里所谓的“琐屑”，就因为从中国学者的学术视角看，日本学者以史料考证为主题的单篇论文或单部论著中，甚至看不到明确的价值指向，也找不到明显的现实意义，其认真细致的考证虽然令人钦佩，然而却轻如鸿毛。 那么，到底是日本学者太不功利，还是中国学者太功利？ 从长时段来看，日本学者的史料考索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清楚明白，而且放射出永恒的价值光辉。他们虽然以一部作品和一个“幻灯片”事件为研究对象，然而却对鲁迅在仙台约一年半时间内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普查，由此而编辑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其扎实、丰富、细致的资料在时间流程中自会日益显示出其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史料绝不只是对《藤野先生》这部作品和“幻灯片”这个事件的阐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鲁迅生平、交游、思想、文学，对仙台乃至日本历史、医学、教育、文化、科学以及风土人情、国民心理等诸多领域的深度开掘，均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没有《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这样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史料成果，何来“鲁迅与仙台学”？ 由此反观国内的鲁迅研究，在史料建设方面，我们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鲁迅先后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生活、学习、工作过，全部经典作品和重要事件无不与这些地方有着血脉相融的关系。但是，要说为一部作品专门组建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委员会”那样一个庞大规模的调查组，持续十余年对鲁迅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做系统普查，却是没有过的。为此，许多珍贵史料难免遗憾地随着历史的远去消失在空气中，更甭说鲁学某分支学的创建。 中日两国看似都重视史料库建设，实际上却有一定的距离。追根究底，两者差距的真正根蒂还在国民性的差异。鲁迅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27)颇耸人听闻，不幸的是，却不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学术价值的核心是创新，但创新却非易事，因为创新的种子必须深深地埋在史料的土壤里，且对于史料的要求相当苛刻：真实、齐整、完备等是其基本要求。日本学者的太认真就表现在，他们虽然执着于创新，然而他们却自觉地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史料的准备中，而“鲁迅与仙台学”的创建就是对于他们长时段史料准备的创新回报，这个回报是足以让人嫉妒的。 客观地说，中国学者并非不知道史料的重要价值，对于史料建设也并非没有投入巨量(并非足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距离创新的高要求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可是，中国学者太急于创新了，在这两个方面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实在不成比例，构成了夸张的倒金字塔，创建鲁学的某分支学自是不可能，不过却也产出了堆积如山的“创新”成果，在短时期内看，也颇壮观，然而却经不起历史的淘洗。相比于日本学者建设史料库的认真态度，说中国学者“太不认真”，不算太冤枉。于此想来，“文革”中堆积如山的假大空的学术成果，其真正深刻的根蒂，同样在中国“太不认真”的国民性，而其非正常的政治生态又何尝不是同一棵树上开结的苦果？ 日本学者是不是太认真，中国学者是不是太不认真，更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藤野先生》的文体定位问题。《藤野先生》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概念之争的背后所折射的却是两国不同的规则意识，而规则意识的背后就是两国国民性的差异。日本学者的“太认真”表现在，一是对规则的坚守，二是始终拿事实说话；而中国学者的“太不认真”就表现在，一是对待规则的随意态度，二是大胆地质疑对方时，不拿事实说话，而拿“感情”说事：“说《藤野先生》是‘虚构的小说’，感情上通不过。”(28)这里的感情，不论出自于热爱祖国，还是热爱鲁迅，都令人感动；然而，在学术问题上，不质疑对方史料的虚实，而拿感情说事，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更富意味的是，把《藤野先生》编入散文集《朝花夕拾》的不是别人，正是称赞日本人“太认真”、批判中国人“太不认真”的鲁迅本人。显然，如果以日本人“认真”的标准来看，鲁迅本人就是“太不认真”的中国人之一。鲁迅作品文体界线的模糊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藤野先生》不是个例。即便不照日本学界的标准，就是照着中国文体分类的标准，《朝花夕拾》《野草》以及16部杂文集中还有不少篇目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小说，而不是回忆性散文、散文诗或杂文。《野草》中《风筝》的生活原型就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据周建人的回忆，《风筝》中就有虚构的艺术成分。而据胡尹强教授的研究，鲁迅杂文名篇《智识即罪恶》也是一部没有编进《呐喊》的小说作品(29)。毋庸讳言，鲁迅自编的各种文集在文体分类方面，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太不认真”的特性。然而，顺乎中国文化逻辑，这种文体特征错杂的写作并不意外地被后生代中国学者极富创造性地命名为“跨文体写作”，而且代有传人。 真实是学术的生命线，求真务实是学者的本职。然而，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会为了创新而忽视史实，还会为了尊者而曲解史实，甚至为了感情而罔顾史实，而历代政治对于史实的摧残则更是触目惊心。对照日本学者的求真务实，中国学者的差距在哪？应是明镜似的清楚。 “人间鲁迅”的还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学术问题，因为鲁迅在本土之外，比如日本，一直“活”在人间，从未被请上神坛，何来还原？在弃医从文问题的探讨上，从鲁迅的“被传说化”到鲁迅的“自我传说化”，日本学者可谓单刀直入鲁迅的心理暗区，这个暗区是以自我解剖最严厉著称的鲁迅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所竭力遮蔽的暗区，固然也是中国学者很少触碰到的心理暗区。中国鲁学界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间鲁迅”的深度还原，但是所还原的是“被神化”的鲁迅，很少触及到“自我神化”的鲁迅。还原的路径也很少选取日式的“内径”，即单刀直入鲁迅的心理暗区；而大多数选取“外径”，即“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中国学者在对以胡适、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深入阐释中，在对以吴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深度开掘中，在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的深入研究中，的确还原了一个基本事实：鲁迅在民国的文坛上，不是“真理”本身，更不是“真理的标准”，鲁迅自有“人间鲁迅”的限度。30多年来，“人间鲁迅”的还原在中国本土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等自是可圈可点。不过，从与日本鲁学界的对照来看，依然存在某种限度。如果中国学界不下功夫单刀直入鲁迅自我神化的心理暗区，我们怎敢说，鲁迅已经回到人间？ 诚然，客观原因不是没有。鲁迅在中国主要是被神化的，而不是自我神化的，这是其一；而更关键的是，被神化的鲁迅即使其神的色彩被褪尽，但鲁迅依然是贤者、尊者甚至圣者，中国学者的视线很难跨越本土“为尊者讳”等文化伦理和道德情感的障碍。 或许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鲁迅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特质，但是相对于中国本土的鲁迅研究，其至关重要的特质，可归结为一个词：较真。中国鲁学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成绩固然不容否定，然而相比于日本鲁学，其火候或许亦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其核心所在，亦可归结为一个词：欠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