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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散文抑或小说？ 《藤野先生》是散文，还是小说？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回答截然不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藤野先生》属于散文，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但对于日本学者而言，这却是一个问题。 听说鲁迅逝世消息，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悼念文章中称《朝花夕拾》为“随笔体的自叙传”⑦，这自然也包括收录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但与此同时，藤野先生本人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却这样说：“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这篇“小说”显然指《藤野先生》。诚然，藤野先生虽然把《藤野先生》定位为小说，但藤野先生毕竟不是文学专业学者。 最先怀疑《藤野先生》叙事真实性的专业学者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鼻祖竹内好，他在1944年出版的《鲁迅》中，认为鲁迅《藤野先生》的叙事具有“传说化”倾向，未必是真真切切的事实⑧。这一说法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的某种共识，当《藤野先生》被收入日本高中教科书时，其文体定位却不是“回忆性散文”，而是“有定评的小说”。 中日学者对《藤野先生》的文体定位之所以判然有别，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基本上不怀疑《藤野先生》叙事的真实性，认为鲁迅的叙事即便偶有失真，也只是记忆问题，并不影响其文体性质的改变；但在日本学者看来，《藤野先生》的叙事只要失真，就只能划归小说，不能定位为散文。更何况，“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通过拉网式调查发现，《藤野先生》叙事失真并非偶然的一两处，个别地方归因于“记忆失真”未尝不可，如把全部问题尤其是后面几个问题归因于“记忆失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可是调查发现，1904年鲁迅来仙台的明治37年，还没有“日暮里”车站，日暮里车站是鲁迅移居仙台半年后，也即1905年4月才开始营业的。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可是，与鲁迅同期，有个叫施霖的学生入第二高等学校。1904年9月30日日本《东北新闻》第七版发过一条“清国留学生”的消息： 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树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五十四番地田中力屋方。 施霖与鲁迅同是浙江省人，同年到日本留学，同是弘文学院学生，又同年到达仙台，同住在“田中力屋方”共度入学前那段紧张的日子；后来又同住过宫川宅，还在一起拍摄过纪念照片，“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发现了这张照片：“这是一张1905年住在宫川宅的六名仙台医专学生的照片，其中就有周树人和施霖。”⑨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第二学年终结应在1906年7月10日。实际上，鲁迅是1906年3月初离开仙台医专回东京的，并不是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终结。医专档案里存有“大清国湖北江苏江西留学生监督”李宝巽为鲁迅因事退学写的公函，日期是3月6日，医专盖的收文戮是3月14日。接着医专于3月15日复函李宝巽表示同意。另外，1906年1月医专的学生名册上，鲁迅那一栏用红墨水画了双线，顶端注明“退学三九年”，即明治三十九年，也即1906年3月15日。这一调查也修正我国有些鲁迅年谱根据《藤野先生》中的提法，即把鲁迅退学和离开仙台时间定在1906年6月或夏天⑩。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据东北大学史料馆保存的成绩表上的记载： 鲁迅一年级的成绩7个科目平均65.5分，142名学生中排名68位。各科成绩是：解剖学平均59.3分、丁，不及格；组织学72.7分、丙；物理学60.0分、丙；生理学63.3分、丙；伦理学83.0分、乙；德语60.0分、丙；化学60.3分、丙。医专规定，成绩为丁的在2科目以内，且没有戊者，准予升级。可以升级的有103名，加上留级的20名，2年级一共是123名。 藤野的解剖学课程鲁迅分数是“丁”，不及格；平均分是59.3，离及格60分差一点儿。与鲁迅所说的“分数在六十分以上”有着不小的区别。不过，作为存在语言障碍的留学生，鲁迅的成绩与日本本土学生相比，在142名学生中能够排进68名，位列中等偏上成绩，自属相当优异。按照医专当时的规定，如果两科达不到六十分就不能升级，这一年不能升级的学生人数为30名。各个科目不及格者的情况是，生理学59名，解剖学48名，化学47名。与施霖相比，鲁迅的优异就更加突出，施霖的部分成绩是：“英语37.3分，三角法29.3分，代数40分(只是第一学期成绩)，图画55分(第一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体操100分。”施霖第二年的成绩，除了体操和图画外，英语讲读、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三角法等都没及格并因此而不能进级。“1906年以后，施霖的名字从二高的学生名簿上消失了。那以后的情况，最近弄清楚了。1906年7月至1908年，他上了大阪高中补习学校，1908年7月上了大阪工业学校，1910年7月毕业于该校应用化学科，回国后，在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当教师。”(11) “漏题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虚构成分同样存在。据铃木逸太回忆： 对，有这种谣传。因为他的哪科成绩都在中等。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这样说过：什么都不懂，成绩怎么会是在中等？一定是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因此我想，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不管怎样，要真有这事儿，他可就太不幸了。所以就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了，也对藤野先生说了。现在我还记得，我说决不会有这种事，是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的。 在另一场合，铃木回忆说，当时谣传“很厉害”，所以“什么都没对周君说”，只是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12)。 然而，在鲁迅《藤野先生》的叙述中，漏题事件的主要角色是学生会干事，托辞检查讲义的是干事，接着送来了匿名信；在黑板上书写“勿漏为要”的依然是干事；而竭力运动，要收回匿名信的还是这个干事。其实，当时的仙台医专，从一年到四年，没有学生会，只有“同级会”，而在同级会中，也没有叫做“干事”的；能被认为与此相当的“总代表”，只有铃木逸太。铃木逸太也承认：“但是，要说干事——。相当于这个干事的就是我啦……所以说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这很蹊跷呀。”(13)而这个铃木逸太当时对于鲁迅颇为关照，鲁迅生病时去看望鲁迅，鲁迅离开仙台时，同班同学杉村宅郎向几个交往较深的同学提议为鲁迅开了一个送别会，这其中就有铃木逸太。送别会是在一个米粉团子店吃甜食，并有一张五人纪念合照。照片中，鲁迅站左侧第一，穿着立领学生服，拄着一支手杖；铃木逸太站在右侧第一，五人均头戴仙台医专的制帽。纪念照摄于1906年3月初旬，鲁迅离开仙台之前，平时交往比较多的同学一起去照相馆照了这张相。前排右二为杉村宅郎，后排右起为山崎喜三、青木今朝雄。 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的调查，制造谣言的是留级生。因为藤野对任何事情都很严格，所以留级生对藤野很“反感”。得知鲁迅对漏题事件很气愤，一位同学马上汇报给藤野，并按照藤野的意见，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告诉大家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使这一事件得以平息。而前往汇报并征得藤野意见的是铃木逸太。 据同班的薄场实同学回忆，铃木逸太留给大家的印象还不错： 他很乐于助人，因为他经常帮助照顾大家。而且，怎么说呢？他也经常往教授那儿跑，说些什么，总之都是尽量去说些对学生们有利的话。 同级会干事在黑板上所写“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这句话里，“漏”字上被加圈儿，也并不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暗指漏题，而是“在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出席时”的记号(14)。 读完《藤野先生》，大家难免认为鲁迅在仙台很孤立，藤野先生是为数不多没有狭隘偏见的日本人，能够给他最无私的关爱。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同学与鲁迅相处得很好。他们与鲁迅一起游览、看戏、泡温泉、照相等。据鲁迅同学名古屋长藏回忆说，鲁迅吸当时不带过滤嘴的高级香烟。在所住的公寓里，鲁迅还请他们抽这种高级香烟。据调查，医专学生一个月平均生活费(包括学费)最高22日元，最低13日元，一般是16日元左右。鲁迅的同学宫内贤一郎一年级时，每月家里给他的生活费是13日元到16日元，升人三年级时，生活费增加到20日元，医专当局认为，每月20日元生活费太多，要求减少。而鲁迅作为清朝政府派遣的留学生，一年有400日元的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与其日籍同学家里寄来的生活费相比，几乎相差一倍。而且，医专时代的鲁迅学费被免，其生活费的数额是相当可观的。按照当时情况，鲁迅完全有条件租住独门独院的住宅。1912年警察初次任职的月薪是15日元，1918年东京都小学教师初次任职的月薪是12日元至20日元。 在联欢会上，鲁迅喝多少酒也不醉。鲁迅还说，甲午战争中被打败的不是中国，而是清朝，鲁迅对此并不苦恼，反倒说他喜欢日本。几个同学问鲁迅，“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他回答说“是造反”。据说，鲁迅的回答使同学们大吃一惊。不过，日本同学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棒打杀一般”(15)。但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这些极富鲁迅气质的回答，也足堪说明，鲁迅与日本同学相处融洽。 宫川信哉的后代，迄今还保存着一张特殊的“胡须照”，照片的背面写着：“明治三拾八年×月影，十年后想像发，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大学小儿科，矶部君米泽，吉田君朝鲜，施君不明。”这是宫川信哉写的，并给鲁迅等人画上了胡须。照片上的人是大家武夫、鲁迅、福井胜太郎(即“三宅君”，为宫川所错记)、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