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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地方官员的批评相比，单氏对其治下民众的行为与精神状态更为敏感，记录更加详细而富于情感。例如，她在哈尔滨时记录一则谈话并发表感想： 又闻一俄国医士之言曰：曾亲至东省，欲以医学考察种族灭绝之原因。尝见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啮此兵，而黯然待死乎？此不必以医学考察，而知其必灭云云。予笑谓此唾面自千之盛德乎！专以克己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35) 这个片段完全可以作为一则优秀的笔记小说来读，记事件情状，“抱首哭”、“次第杀”描摹生动；发块垒议论，“笑谓”、“可骇”自有歌哭。而文中所蕴含的“国民性”与“灭种危机”的内在关联，则要迟至十数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 总之，单士厘的旅行与游记写作，呈现出异域经验对女性主体的建构作用。在出国游历之前，她自称为“予知家事经济而已”，而在贯穿欧亚、长达二万数千里的漫游之后，她成为一个严谨而又非正式的公使日记写作者，一个关心地方性与国民性的思想者与国际政治观察员，一个自觉或不自觉地保守儒家政治传统的女学者。她在对风景的观察与政治评论中建构自我，逾越闺门的局限而又遵守社会性别规范。与此同时，她的能动性与合法性来自于她公使夫人和朝廷命妇的身份，这一身份也使得她的个案由于占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资源而不具备普遍意义。她高度认同自己的家内身份和丈夫的权威，严格遵守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然而这并不妨碍她自身的思想独立与主体能动性，这一个案或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有关性别主体性的权力维度，包括性别/阶级/家族/国族的多元共存及其复杂性。 清末女性异域经验经由纪实文学的书写，生产出女革命者、女医生、女旅行者等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这一文学现象的首要意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将强调女性柔顺的家内道德转向强调女性关心国族命运的公共道德层面，将女性从对家庭负责转向对国家负责，从而将伦理结构的“家庭中心”转向“国家中心”。其次，在女性经验层面，异域经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想维度，从而为20世纪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书写和塑造异域经验中的女性，是锻造“新民”与新兴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女性形象的演变也因而成为观察和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有效范畴。因为对女性的再现并非仅仅是男性的白日梦而与政治没有关联，恰恰相反，女性形象的建构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基础：各种各样历史化了的认同与排斥的观念。文学是集体的活动，在某一时间某一特定共同体里需要说什么和可以说什么，这也许不是文学而是人类学的范畴。在此意义上，女性形象是一个承载了太多政治意义的范畴，以至于可被视为政治话语的一种模式，其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有更大的讨论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