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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跨国旅行和留学是清末女性生活的新经验。诸如传记、日记、游记等纪实文学对女性异域经验的即时反映，建构出一系列新的女性形象：以秋瑾为代表的女革命者形象，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中国化改写；以康爱德为代表的女医生形象，既代表着女性对西方医学/科学这一近代范畴的积极参与，也象征着女性掌握了疗救民族肌体的能力；以单士厘为代表的女旅行者，在风景的观察与政治评论中建构自我，逾越闺门的局限而又遵守传统性别规范，体现了阶级/家族/国族等多元身份的复杂性。总之，异域经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想维度，从而为20世纪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关 键 词：跨国旅行/异域经验/纪实文学/新女性形象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B1145)。 作者简介：刘堃，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性别研究 与晚清中国被“抛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并与异国文化频繁接触、互动的时代大语境息息相关，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戒缠足、兴女学”运动，促使女性拥有了跨国旅行与留学的新经验。在政治上秉持改良主义的男性知识分子，在倡导女性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之外，更建议女性从“家内”走向“异域”，即躬行“中外游历”①。当时主张新学的开明士绅大都支持女子留学，并赞助自己的妻女②，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不可否认，女性获得异域经验是清末新出的社会性别现象，这一现象在清末的纪实文学(包括传记、报道、游记日记等文本形式)当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异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女性性别主体的“改造”，也成为之后文学作品建构女性形象的重要资源。 一、女革命者：中西形象的相互书写 甲午之后，朝野有识之士几乎一边倒地肯定、崇尚日本的维新成果，认为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求存图强的最佳捷径。1901年清政府颁布废除科举的诏令，推行近代学堂制度，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且以向日本派遣的人数为最多。由于教育改革推行仓促，尽管建起了学堂，但没有合适的师资可以使用，于是派遣留学生成为权宜之计。而日本成为首选的原因，除了路途近、开支少、文化同源等原因之外，归根结底还是想要寻找“泱泱大国为何败给弹丸小国”的答案。当时的留日学生，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等地，他们中很少有人在日本从事真正的学问，各种形式的学生会和同乡会都具有政治倾向性，所出版的报纸和刊物都富有政治思想和内容③。留日学生的结果与清政府培养人才的初衷适得其反：满怀重振统治的期望，却最终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和掘墓人。在这些革命者当中不乏女性。秋瑾这样著名的个体自不必说，从团体来看，就有1903年由胡彬夏发起的“共爱会”，其宗旨声明“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又有“赤十字社”，准备在日俄争夺东北的战争中为中国人提供看护医疗服务④。秋瑾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推翻清朝、光复华夏的革命目标，先是在横滨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隶属于洪门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后又在陶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上海光复会，其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秋瑾作为女留学生代表见到了孙中山，她被孙中山演讲中所表达的“三民主义”初步思想所打动，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浙江分会的会长。 对于秋瑾出色的组织活动能力和具体的思想变化，专业研究者以外的普通民众几乎不了解，但通过秋瑾那张广为流传的和服持倭刀的照片，她对革命暴力的热衷几乎已经成历史书写的刻板印象。根据吴芝瑛等好友的回忆，秋瑾一直很喜欢刀剑，尤其喜欢“酒罢拔刀起舞”，并做诗词歌咏。1907年，秋瑾所作歌词《勉女权歌》发表在《中国女报》第二号上，词曰：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国民女杰”两词连用，凸显了此时最为时尚的概念：杰出的女性不再是传统价值体系所旌表的孝女、贤妻、良母，而是担当救亡图存大义的国民；此一国民又不同于历史上花木兰、穆桂英式的临危受命和精忠报国，因为“她”已经经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洗礼，根除了“奴隶性”。类似这样对未来中国女性的热切召唤，在清末的报章议论中也屡见不鲜，大多停留在乌托邦式的口号层面。而对于秋瑾这样一个真实的女革命者来说，她作为历史实存与被文学建构的女革命者形象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⑤，而是经过了复杂的话语重叠和再生产。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异域女革命者形象的引进。尽管中国历史上的“英雌”如花木兰、梁红玉、缇萦等人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报章、歌曲等宣传形式里，但时人显然更推崇西方的革命女杰。金一就认为，拯救法国的圣女贞德、俄国之虚无党女杰索菲亚、为黑人脱离奴隶地位而斗争的美国女杰批茶诸人，“即班昭、庞娥、缇萦、木兰等，亦不许望肩背也”⑥。蒋智由更明确地指出，“英雌”的思想境界分为三等，由低到高分别为“身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木兰代父从军，“固只知有身家者”也，较之贞德“身先士卒，累战克捷，尽返法国之土地，而国以不灭”，木兰之行终不免有狭隘之嫌⑦。显然，来自异域的女革命者形象在此被赋予了现代意涵，即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而并不仅仅指涉女性的武功韬略。 其中，流传最广的外国女杰形象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索菲亚·彼罗夫斯卡亚(Sophia Perovskaia)。1902年，第一部根据索菲亚真实经历改编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出版⑧，第一篇她的传记发表在1903年9月12日的《浙江潮》上，之后又有三篇索菲亚传问世：1903年9月13号《浙江潮》杂志上的《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1904年金一《自由血》一书之《苏菲亚略传》一节，和1907年7月5号东京《民报》上的《苏菲亚传》。更不用提诸多报刊媒体对她的“炒作”了，很多报纸都曾刊载过她的肖像或实施暗杀场景的译文，以此吸引读者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