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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旅行者：风景与政治中的性别主体 文人宦游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历朝历代的旅行者，不论是身在庙堂而为仕宦之旅，还是人在江湖而为山水之乐，都孜孜于用游记的形式记录旅行的经验和情感体验。但在旅行行动和旅行文学的记录中，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她们被身体、道德和家庭责任等种种因素所限制和框范，旅行，几乎像天方夜谭一样遥远，写游记更不在女性文学的传统之列。但在汗牛充栋的晚清出使日记(21)当中，有一份来自女性的记录《癸卯旅行记》(22)，“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颇引人注目。作者是外交公使钱恂的夫人单士厘。钱恂是晚清洋务和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他曾分别以外交参赞和驻外公使的身份数度宦游欧洲，曾以督学身份长期派驻日本，但与其他外交官写日记的浓厚兴趣相比，他显然更热衷于“考索外洋政事学术，贯彻源流，期于有裨实用”(23)。代替他写作游记的人，是他的夫人。1903年，钱恂与单士厘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历时80天长途旅行，催生了晚清第一部女性游记。 单士厘出身于浙江萧山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由于痴迷于读书，她迟至29岁才嫁给了同样饱读诗书的钱恂。钱恂后来仕途顺遂，作为晚清政要张之洞的幕客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和外交事务，虽然他最终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由于倾向改革而被弃，以驻外公使职务卸任，但单士厘还是凭借丈夫“二品实员”的朝廷命官身份，进入了有封号的“命妇”行列，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才女贤媛，在传统观念体系里，这一身份无论对于她个人还是对于她的家族来说，都是一种幸运。单士厘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夫妇二人琴瑟和鸣，感情甚笃，丈夫钱恂对她迈出闺门、认识世界颇具启蒙引导之功。单氏在另一部游记《归潜记》中回忆，“外子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维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羡马哥之为人”，从此对西方风物人文不胜向往好奇。这段叙述为我们透露了一个讯息：构成旅行动力的对西方风物的渴望，来自于丈夫讲述的西方故事，而一旦将这种渴望付诸旅行，旅行者也开始了她自己的讲述。这也几乎奠定了单氏旅行的某种基调，即讲述并不仅仅是复现一种感官的印象和见识，而是一种对业已在想象中接受了的西方形象的复现，一种经过认同并内在化了的文化经验，一种颠倒了的“知识装置”——当她开始“看见”并叙述西方的风景时，西方的“知识”已经存在了。“知识”与“见识”不同，“见识没有价值判断，不需要认同或不认同；而知识则必须经过价值判断，要求表现强烈的认同。一旦卷入认同，旅行的文化经验就已步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24)。 单士厘第一次随同丈夫出国，是在1899年，那时钱恂派驻日本，见到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钱恂更富有实践性的行动是让妻子把两个儿子带到日本留学，单士厘“率两子既往”，是为“出疆之始”，后来陆续把一个儿媳和一个女婿也带到日本，使得钱氏成为中国第一个赴日留学的“海外家庭”。单士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25)。这一段写在《癸卯旅行记·自序》里的话，可以视为其欧洲之旅的前传，在接受西方文明“洗礼”之前，单士厘首先认同的是“维新日本”，这个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日本，既熟悉如乡井，又是切实可法的先生。与单氏有同样感受的，是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自叙： 昔人诗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日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26) 本来，“目不暇接”的旅行主体总是需要不断地对客体进行凝视(gaze)，但凝视不是旅行者的个人行为，而是镶嵌在权力角逐和文化冲突网络之中。对于中国传统的游记写作者而言，他们往往是从相对“中央”的位置向偏远的“地方”移动，山水地理、政教风物的记录在以备皇帝咨询查考的同时也暗含个人的情绪与政治诉求；对于18世纪欧洲的旅行文学而言，作者们的眼睛和笔是沿着欧洲扩张的轨迹来为读者描述欧洲以外的世界，殖民者用一种“反征服”的叙述策略来标榜自己的清白无辜，同时确信他们对殖民地的权威和霸权(27)。而对于晚清中国的旅行者(单士厘、梁启超)来说，他们凝视的对象日本，由于改革和战争的胜利而反转了与大清帝国的权力关系，他们的凝视行动也变成了具有文化朝圣意味的“仰视”，从旅行者的心态上来看，他们更接近“玄奘求法”式的宗教旅行模式。 癸卯年(1903)，单士厘准备离开日本，跟随丈夫前往欧洲。单氏意欲“一览欧洲之情状”，以便和日本相比较。临行前，她到京都游览，所见“街衢广洁，民风朴质”，宫殿“陈设古雅，有唐宋遗风”。又是据“外子言”，欧洲宫殿“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与日本宫殿的朴素有天渊之别。西方已经沦陷于物质主义，中国未得其利，先效其尤，由此，“上海所谓洋行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在日本、西方、中国三重维度的比较中，西方是遥远的、道听途说的(外子云)，单氏对西方的价值判断立场是中性的，既有对文明进步的肯定，也有对其物质主义的否定；日本却是熟悉、切近而完美的，它作为一个涅槃重生的新兴文明国家，谦逊质朴而又刚健向上，既保留了过去宗师的文化精华，又学到了当下先进的核心精神。而岌岌可危的晚清中国，则处于比较劣势，以负面的文化形象呈现。显然，这种观照和比较并非客观真实，在某种程度上，旅行者的经验是一部“基于自身文化倾向、自我上演的戏剧”(28)，戏剧的剧本早已写好，旅行者只是在旅途中将其角色一一对应而已。即使他们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其文化身份也会将“真实”扭曲为特定价值立场的建构物。 在单士厘出国旅行的时候，“戒缠足、兴女学”已经在开明士绅阶层蔚为风潮，但对于普遍缠足和接受传统妇德教育的上层闺秀而言，迈出闺门乃至国门，与家外的男性甚至洋人接触，仍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小说《孽海花》便描写驻德公使洪钧的夫人，对随夫出访的潜在危险的抵触情绪： 夫人笑道：“……闻得外国风俗，公使夫人，一样要见客赴会，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门，万万弄不惯这种腔调，本来要替老爷弄个贴身服侍的人。”(29) 幸好洪钧另娶了一名小妾(即晚清名妓赛金花)，才解了夫人之困。为了维护“一国观瞻”，夫人不得不把诰命补服暂借给小妾。同样身为公使的曾纪泽也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记载了女眷们不自由的出行，她们刻意选择没有游客的日子才畅游博物馆。与这两位夫人相比，单士厘不为礼法所拘的观念，令她拥有了身体上的极大自由，使得她可以欣然随夫宦游海外，甚至困扰着大多数妇女的行动障碍——缠足，对单士厘也根本不是问题。与此同时，她仍是一位传统妇德的坚定拥护者，她反对的只是把“妇德”等同于“一物不见、一事不知”的蒙昧。于是，她要求“看见”异域并且了解懂得它们的权力，并且她渴望记录和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真正接续传统的行为(30)。历史上的“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贵族女性教育体系，不仅有正式的宫廷女官担任教职，而且其效用“内而臣采，外及诸侯”(31)，对帝国的内政外交都有可能施加一定影响(32)。 单氏自己则是通过在旅途中有意观察、记录和评论与政治相关的见闻，来实践这一妇学观的。从文类角度而言，单氏游记与宋朝以来形成的“公使日记”(33)写作模式非常相似，她详细记录了从日本经俄国到欧洲的旅行路线，精确地标注了轮船航行到港的日期、各个港口之间的海里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站名、地理间距以及时差，这说明她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和理想读者：为皇帝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参考数据，更大胆的愿望是将自己的政见委婉地寄寓在“客观”的观察和记录中，以达上闻。例如，单士厘在东北边境的旅程中如实记录她所闻所见的沙俄欺凌中国百姓的暴行，但没有在爱国主义的抒愤上浪费太多，反而对另一些事实耿耿于怀。她发现海参崴博物院外有汉文的石碑，碑文竟然是身为宁古塔副都统的讷荫为庚子事变时入侵(34)的俄将迟怯苛夫歌功颂德、献媚乞怜。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连俄国人都感到诧异，迟氏本人不敢接受，只好立于博物院外。单氏读碑文后愤极而出冷嘲之语：“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另一个“满洲世职”恩祥，“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在单氏笔下呈现出一幅令人担忧的政治图景：满洲地方官员昏庸颟顸，对俄国殖民者极尽谄媚之能事，同时地方政治腐败黑暗，肆意奴役压榨汉族百姓。如果把这一景象放置在清末层出不穷的“种族争竞”全球话语背景之下，就可以联想到，满族作为“黄种”已经臣服于白种人，汉族又是满族的臣属，那么汉族就沦为“家臣的家臣”，在包含整个亚洲的黄色种族之内，汉族又如何与其他黄色人种(比如日本)平起平坐呢？作为一个在官场斗争中勉强自保的汉族官员的夫人，对于一个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异族统治政权的态度，其复杂难言之处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