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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文化：“立足”与“放眼”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需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无论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先进的科学理念，还是社会制度的介绍，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变革中国的方式方法。正如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的“社告”中所言：“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3] 如果从立足本土文化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是受到新思潮冲击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对于个性解放、思想革命、社会批判、女性自由等各方面的渴求，不仅立足于本土需求，更转而拥有一种“本土化”内涵。比如《新青年》同人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对突显个性解放、思想批判的作品非常关注，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先后翻译了《不自然淘汰》《改革》《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酋长》《空大鼓》后，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具有本土化意义的概念：“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并认为“用这种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举例而言则认为“挪威Ibsen戏剧《娜拉》(Et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Tolstoj的小说AnnaKarenina，英国Hardy的小说Tess等”是“绝好的人的文学”[24]。此外，《新青年》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另一突出表现在于极为重视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如俄国、印度、挪威等国家的作品，将对这些国家作品的翻译放在突出的位置。如此行径的原因在于《新青年》同人希望在对他国文学技法进行借鉴的同时，能够将他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一并引入国内，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促进中国本土文学进一步发展，改变国内文学僵化局面的作用。 而从“放眼以观世界”的角度来看，《新青年》虽然立足于本土文化，但绝无局限于本土文化的意味。首先，《新青年》吸纳了西方社会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先进的思想观念。近代中国，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5]，也正因此，《新青年》开始从西方国家的思想中寻找出路与途径。其中，影响深远的“民主”思想正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而得以发展的。无论是从思想理念，社会制度，还是生活方式来看，“民主”都无法从中国本土文化中找到一个完整的参照，甚至连“民主”这一词汇也是舶来品。但此时对民主的宣扬，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的专制政治及传统礼教的叛逆性反应。正如陈独秀曾说：“世界文明发挥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26]《新青年》中对于民主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不在少数，比如高一涵的《关于共和国家的观念》《共和国家与青年的自觉》《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自治与自由》《读弥尔的〈自由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刘叔雅的《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鲁迅也曾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杂感中说道：“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27]其中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新青年》对外国文学进行了吸收与运用。据有关学者的统计，“1—9卷《新青年》杂志中文学作品总数量为261篇/首，含组诗；其他作品812篇，含组稿。文学作品在《新青年》杂志中所占比例仅为24%，其他作品所占比例为76%。”[28]在所有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学作品为168篇/首，外国文学作品为144篇/首，含组诗”，“中国文学作品所占文学作品的比例为54%，外国文学作品所占文学作品比例为46%，二者接近持平”[28]。一系列数字表明，《新青年》并非一份纯文学刊物，而是一份综合类的杂志，文学的比重在其中所占较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外作品能够接近持平，可见“如此看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是出于旨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为‘文学革命’提供范本。”[28]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新青年”应该具备“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意识，要求“新青年”能够拥有开阔的视野，可以说，这种意识在文学领域体现的是较为突出的。比如《新青年》刊载了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论短篇小说》等。在引介的过程中，学者也逐渐培养了自身的研究意识，比如《二渔夫》中分析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梅吕哀》前则附有对莫泊桑的简评等。在对西方文学进行译介的同时，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也体现出一番新的面貌，最为典型的当然还有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与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 此外，《新青年》对于世界文化的引入和利用还体现在文词句法方面，特别是在语言逻辑性及词汇的使用方面尤为突出。语言学家王力经过考察指出，“‘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化这一点上起到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组、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这样，也就要求主语尽可能不要省略，连结词(以及类似连结词的动词和副词)不要省略，等等。”[29]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吸收的过程中，外来词与新词也不断涌入。比如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提及：“浸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关枪四十二珊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9]在对西方词汇的引入中，也将西方的新事物展现在大众面前，以求激励大众在先进文明的感召之下，能够努力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 最后，《新青年》还积极介绍了世界先进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正如前文所说，文学作品在《新青年》中所占据的版面是较小的，而与此相反，占据主要比例的正是对世界先进知识的介绍。在对哲学知识的吸收方面，刊物主要选取代表民主分权思想的哲学家进行介绍，如《新青年》曾采用大量篇幅介绍孟德斯鸠的哲学主张。而在社会科学方面知识的引入也往往以提倡变革、提倡民主的理论为主。如王星拱撰写的介绍进化论的文章《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说》，意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和陶履恭的《人类文化之起源》，介绍美国新型教育方法、呼吁国内教育变革的李次山的《少年共和国》等，这些先进理念的大量流入，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和普及。 《新青年》是多元的组合体，它包含了传统、现代、本土、世界四维的文化内涵；《新青年》是动态的存在体，它跨越了传统，走向了现代，超越了本土，走进了世界；《新青年》更是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它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本土与世界的积极互动。这是《新青年》一百年来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产，而且这笔财产将会继续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