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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1915年到2015年，《新青年》已走过百年历程。经过百年的沉淀，站在今天的高度，可以看到《新青年》是拥有自己的文化本质的，即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首先，《新青年》秉持的是一种激进而又严谨的文化姿态，这是其具备跨文化视野的内在动因；其次，《新青年》展现的是一种开创现代而又继承传统的文化品格，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跨越；最后，《新青年》表露的是一种关注本土而又通向世界的文化眼光，体现的是本土与世界的融合。跨文化视野是《新青年》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 关 键 词：《新青年》/跨文化/文化态度/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14BZW135) 作者简介：刘勇(1958-)，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北京 100088；姚舒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1915年到2015年，《新青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胡适曾说过，《新青年》杂志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一百年应该算是一个时代了，一百年应该足以回顾来时的路了，一百年应该可以评论对下一个时代的影响了。一百年的沉浮，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青年》的“新”绝不仅仅只是变革与创新，而同时具有广泛的、包容的“文化的联结”。《新青年》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结在一起，开启了“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的思想启蒙。如果说，鲁迅在现代文坛一出现就是高峰，那么《新青年》一出现就是成熟的。而这种成熟恰恰源于《新青年》秉持的是一种激进而又严谨的文化姿态，展现的是一种开创现代而又继承传统的文化品格，表露的是一种关注本土而又通向世界的文化眼光。换言之，《新青年》是立足于现代文化的，但同时又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母体。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没有停止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样，《新青年》引入了大量世界文化成果，但目的却是改造中国自身、关注本土建设。正是这一种“跨文化视野”，决定了《新青年》成熟的姿态。 一、文化态度：“否定”与“估定” 《新青年》是以“激进”著称的刊物，“激进”也是“新”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新青年》的“新”并不只在于激进，或者说并不只是“否定一切”的激进，这种“新”更是一种严谨、科学的评判态度，一种重新“估定”一切的文化态度。“估定”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指向思考、怀疑与审视。《新青年》正是用这种审视评判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及本土文化中所存在的优劣，继而将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纳入进来，最终实现“文化的联结”。可以说，“估定”的态度是《新青年》能够拥有跨文化视野的内在动因。 古代文学专家郭预衡曾说：“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像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2]对于这一“空前的大举”，时至今日，学术界的共识认为白话文的问题远远不止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是关乎思想观念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在触碰过程中所产生的关键问题。但究竟《新青年》同人是否陷于文白、死活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却是值得考量的。笔者认为，《新青年》同人的主张是建立于评判后的主张，并非只单纯追求“简单明了”“切实可行”，而是讲究在“估定”之后有所取舍。 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长期以来被作为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开端。作为一个重要的点，《文学改良刍议》的诞生绝非是孤立的，它继承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学变革中的思想，也受到外国先进文学思潮的影响。如果只沿着纵向的线索梳理，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前，黄遵宪已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裘迁梁已有《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也都就言文合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胡适在认识文言文的弊病方面，在认识到白话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方面，是赞同前人论述的。但胡适同时也是站在评判前人的基础上，确立自身观点的。比如将白话文与白话文学进行明确结合，同时“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提倡形式革命”[3]，这正是胡适较前人研究有所突破创新之处。不仅仅是胡适一人，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新青年》同人已经意识到白话改革的重要性，也正是在对重要性进行评判的前提下，《新青年》同人开启了一条推广白话的不平凡的道路。最好的例证莫过于陈独秀致信胡适时提及“《青年》(指《青年杂志》)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切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4]此后，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便得以问世。 此外，包括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旧戏之争，实际上也都只是《新青年》同人对传统文化所进行的“估定”而不是全面否定。在论争中，为旧戏辩护的张厚载一方承认“创造新戏确是改良戏剧最要紧的一桩事情”[5]，而主张新戏一方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也将“创建新戏”与“改良旧戏”区分开来。恰如后来周作人所提出的“新剧当兴而旧剧也绝不会亡的”[6]。双方都是以评判的态度审视这场论争，而并非彻底否定一方的二元对立。对此，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新的思想背景和文学理想，使旧文学在文学革命者的眼光中，成为缺失真挚之情感与高尚之理想的旧思想的载体，势必要加以全面地检讨，对小说与戏剧价值的看重，更使他们加重了对旧小说与旧戏曲的批判。《新青年》旧戏之争，实滥觞于此。”[7]重要的是，“检讨”是“批判”的先决条件。 《新青年》同人对本土文化及外来文化也秉持着相同的评判态度，既不全面否定也非全面吸收。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曾明确指出《新青年》的研究方向：“《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8]李大钊也曾表示：“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9]这表明《新青年》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是为中国社会谋求发展的。 提倡写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之一，初期由《新青年》同人提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以“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10]提出写实的方法，但支撑其论述的有力材料则为胡适的另一篇文章《易卜生主义》。该文中胡适强调“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胡适认为，“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清醒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11]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胡适发表的《易卜生主义》就具体阐述写实主义文学的内容，认为写实主义文学最惹人注目、最启人深思的是表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强烈尖锐的矛盾冲突。”[12]周作人是认同胡适的写实主义主张的，并在《新青年》上撰文《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指出：“俄国近代的文学，可以称作理想的写实派的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在这一点上俄国的文学可以不愧称为真的文学了。”[13]该文中周作人断定近代俄国的文学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将来。可以说，写实主义的引进实际上正是针对本土文学中所存在的诸如“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10]等问题，对此类问题的审视，引发了日后如“问题小说”等的创作热潮，进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但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评价所说：“胡适发现《玩偶之家》《人民公敌》这类作品中更容易得到他所寻觅的社会性启发。不过，他们两人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完全不同的。易卜生首创的东西是用来攻击资产阶级的陈俗旧规的，而胡适则是用它来攻击总体的儒家社会观念，尤其是攻击其家庭制度的。”[14]换言之，对西方文化的“拿来”，《新青年》同人也是审慎的，这也正印证了《新青年》从根本上仍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基本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