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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的倒退 1919年9月后，钱玄同与鲁迅的交往明显减少了。从这年8月起，鲁迅虽一直忙于购买和整修八道湾住宅，但还不至于忙到摒交息游的地步。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全家迁入新居，两天后的星期天，朱逷先、沈尹默、马幼渔、刘半农及钱玄同的侄子钱稻孙等一干老友来贺，钱玄同却不曾露面。[29](P.355)11月30日又是一个星期天，鲁迅已定于次日南下接母亲北来，朱逷先、宋子佩、李遐卿来送行[29](P.356)，钱玄同再次缺席。1920年1月4日，钱玄同来访，傍晚离去，[30](P.98)没有像以往惯常的那样作长夜之谈。时隔半年后的7月17日，钱玄同再次来访，于饭后离去。[30](P.137)第三次来访是年底的12月25日，这次是来代马衡还《孝堂山石刻》的，[29](P.385)并借了三十元钱，下午五点来，晚十时去。[30](P.164) 是什么原因使得钱玄同和鲁迅的关系突然变疏远了呢？问题大概出在钱玄同身上。从1919年年初起，钱玄同因身体欠佳，心绪很恶劣。(12)同年4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兼任常驻干事，遂不复给《新青年》写稿。[25](P.105)紧接着五四运动爆发，5月蔡元培被迫辞职，6月陈独秀被捕。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随即发表反驳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中商量7卷以后之办法，结果是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辑。[7](P.351)第二年2月，陈独秀到达上海，积极开展建党等政治活动，《新青年》杂志的政治色彩愈益明显，《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也随之日趋表面化。这一连串的事情让钱玄同有点意兴阑珊，他把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重大思想分歧简单说成是猪头问题(13)，意即这是一个奉什么为正宗故而也就是关乎话语权力争夺的问题。他甚至还开始怀疑自己在过去两三年里的激进是不是错了。在1920年9月25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他说：“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Sin cin nieno》(14)杂志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并且此等直观的感情的论调，于青年非徒无益，反足以养成《  》和《Sindi 》之恶习。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31](PP.32-33)(15)反省自己前两年过于情绪化的言论，这本来是好事，但无原则到了丢弃立场、不分是非、一团和气的地步，就有点糊涂了。把《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姿态与思想专制联系在一起，也是罔顾新文化、新思想在当时社会中实际上是处于弱势这一事实。钱玄同的反省所暴露出来的思想的大幅倒退令人吃惊。他强调的是辩论态度的正当性，应当理性而宽容，费厄泼来，对思想本身的内容及是非对错却不那么关心。在他看来，“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讲无政府主义，讲科学，也一样要不得。他主张要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那样不管讲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孔教、伦常，就都是好的。他还说：“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16)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  (17)，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最好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31](PP.74-76)或许对“小河”的杞忧才是导致钱玄同思想立场迅速后撤的真正原因吧。在放言反孔教、废汉文的时候，他肯定没想到启蒙本身也是危险的事业，当沉默的大多数逐渐被唤醒，他们爆发出来的那股冲决一切的力量就让坐而论道的知识者惊悚不安了。《新青年》的启蒙事业迅速从文化运动转换为政治运动，这是钱玄同始料不及的，五四运动的席卷之势以及其后政治形势一日千里的突进，也不能不让他为势将到来的“小河”的泛滥而胆战心惊。追悔先前的鲁莽，用“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取消社会运动乃至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说穿了就是一种软弱而感伤的自欺。 表面上，钱玄同坚持着自由、理性、宽容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其思想却在迅速地向传统回归。1919年9月，钱玄同与马幼渔等北大同事商定编一部现代标点本的《中国学术论著集要》，作为学生用教材。[7](P.347)在此后两年时间里，点校古代典籍成为他的一项日常性工作。1919年9月24日他买了一部石印本《王阳明集》，读了王阳明的《大学问》；第二天又换购另一版本的《王阳明集》，并点校《大学问》；第三日开始读未收入《集要》的《传习录》。[7](P.350)虽然他不曾在日记中发表议论，但连续三天记载，大概是心有所动吧。《大学问》是阳明心学的教典，抉发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说，其中特别提到“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32](P.968)这种说教对钱玄同似乎不无影响。在1920年9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他说自己“近来大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意”，不想“和人斗口”，觉得减除精神上良知上的痛苦才是唯一要义。[31](P.29)在1921年元旦的日记中，他检讨自己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是不对的，“杀机一启，决无好理”，要搞革新首先要化除“旧人偏窄忌克之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7](P.367)这就很像宋明理学家的口吻了。 但中国诡谲变幻的现实却让他没法安然地自扫门前雪。1922年后，“学衡派”突起，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连许地山“忽然也有提倡孔教之意”，这让他颇受到一点刺激，“烧毁中国书的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当年和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院子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31](P.59)在《语丝》时期他短暂地抖擞精神再来破坏传统，大概就是对这种刺激的反应吧。 钱玄同一生思想多变，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且往往是那种大翻转式的变化。其多变、善变虽不能说是曲学阿世，却也并非缘于思想的不断精进。他终究还是没有一套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顽强生长出来、又经过艰苦的思考和反复的纠错而形成的想法，没有坚定的思想信念，更没有投身饲虎的勇气，就只能被时代潮流裹挟着东飘西荡了。当然，这么说并非要抹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因思想的简单而获得的自信和勇气让他很好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为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助了一臂之力。为实现废汉文的最终目标，他还积极参与了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的制定和推广工作，这些实绩也许是更应当被铭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