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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基的无政府主义 在转宗今文经学后，钱玄同又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了兴趣。早在东京求学时，他就曾受张继、刘师培的影响，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多次参加刘、张二人创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他曾与人激辩无政府主义有无实行之可能，认为断言无政府主义决不能实行，盖因误以为“无政府时代之制度与今制同”。[7](P.117)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以今天的情势来推断将来，否定未来之可能性。他后来说服鲁迅起而呐喊，靠的也是这一逻辑。鲁迅认定“铁屋子”万难破毁，启蒙者的呼喊只能使少数被惊醒的人忍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却相信既然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决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在东京的时候，钱玄同尽管对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两大重镇《新世纪》和《天义报》都有所不满③，但还是非常热心地阅读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他对《新世纪》也不乏赞誉，认为它“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7](P.105)；“要之大辂椎轮，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7](P.106)无政府主义吸引他的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无政府主义“排斥强权”的主张。他认为晚清以来国人崇拜功利之心日炽，认强权为文明，提倡无政府主义则能破此劣根性。[7](PP.114-116)他在190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刘师培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的发言，刘批评了当时国内盛行的立宪论，嘲讽“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无政府主义则正能“药其毒”。[7](P.117)他赞同刘师培的这一说法。其次是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受同等之教育”，可以弥补因体格强弱和受教育程度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7](P.117)再次是无政府主义非功利的自我观。1908年2月28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伦理课考试的答题内容：个人“对身体之义务无他，即求学以改良社会，使人道进化，非为祖国、功名利禄、一己之私等”，“今之伦理学，皆偏重个人(自私自利)、国家(强权功利)伦理，此极不然(反于进化)”。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其实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有自私自利心，而帝国主义乃兴”。“二十世纪之时代宜求社会的平民教育，如孔、孟之徒应排斥务尽，以绝忠君爱国之念。”尽管这些观点“皆捡《新世纪》之唾余”，“尚非尽善”，[7](PP.118-119)但他基本上还是认同的。上述三条，无论是非功利、反强权，还是人人平等、自我进化、趋于完善，其实都能在章太炎的思想中找到相应的论述。《五无论》《四惑论》《国家论》诸篇就阐发了无国家、有种族、非功利、否进化等观点，它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确有着诸多相合之处。既然太炎先生的思想已大体包含有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令人心动的议题，钱玄同自然就无需旁求了。这可能是他在1909年后不再谈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所在，而未必如其所言，是因为刘师培回国降了端方④。 大约在1916年秋天，钱玄同又突然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9月18日他“收到区佩刚寄来Anar之文印刷小册四种”，第二天又“寄书上海，购  书报数种”。9月20日，他购墨盒一，上镌“玄同”二字，[7](P.291)自此启用“钱玄同”之名。回到无政府主义，这和他复古思想的破灭直接相关。他在1917年1月11日日记中说：自己“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即为吾国言 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7](P.300)。他托蔡元培搜购《新世纪》旧刊，就是想从中寻找新的资源，以填补国粹主义破灭后的思想空虚。1916年10月4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关于“毁家”的思考：“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7](P.293)这完全是复述了《新世纪》关于家庭革命的观点。⑤事实上，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激进言论基本都没有越出《新世纪》当年所讨论的议题。作为音韵文字学专家，他最关注的当然还是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字乃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断非新时代所适用”[13](P.99)，因此主张应废汉文而用世界语。这是照搬了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所发表的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的言论。当年章太炎对《新世纪》认汉字为“野蛮之符号”一说曾大加痛诋，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力辩汉字之优长，并强调语言文字关乎历史文化传承，若盲目崇拜欧洲，欲废本国文字“以逐文明”，则会适得其反，“得其最野者”。[14](P.369)在这场笔仗中，钱玄同当然是站在老师这边的。他在1908年4月28日日记中说：《新世纪》“复有创中国新语者，其编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识万国新语为目的”，此举不仅可笑，实乃发疯。[7](P.130)在9月27日日记中，还大骂奏请废汉文、用“通字”的法部主事江某以及提倡用简体字的王照等为王八蛋。[7](P.141)1910年，钱玄同协助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更明确宣称：“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5](P.313)然而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彻底的翻转，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PP.166-167)昔日视汉文为民族文化精魂所在，今则视之如毒瘤，必欲去之而后快，只因他对汉文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既然汉文过去之历史，“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16](P.166)那么要铲除孔教、道教的妖言，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其载体汉字一并连根拔去。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全盘否定是钱玄同主张废汉文的思想前提。他认为，“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经”是“教忠教孝之书”，“史”“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子”和“集”“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16](P.163)总之，两千年的中国思想传统宣扬的不是“奴隶道德”就是“野蛮思想”，只能令人发昏。然而，他的全盘反传统却基本只停留在笼统而又僵硬的立场上，没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命题或价值准则作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所以其激进言论虽然有助于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的推进方面却鲜有建设性的成绩。同样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的思想出发点不是无政府主义，他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全盘性批判，是在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与民族主义目标的张力中展开的，这种批判始终和他的政治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并且最终从文化批判走向了政治行动。在鲁迅那里，这种个人主义伦理观与民族主义目标的张力同样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不像陈独秀那样深信单单依靠政治革命就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鲁迅对传统的看法无疑是更为复杂、更为幽暗的。 和陈独秀、鲁迅相比，钱玄同的反传统言论由于没有深刻的思想根基，不免有点肤浅，在思想的深度和论述的水平上都没能超越十年前的《新世纪》派。鲁迅曾评价钱玄同的文章“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17](P.47)所谓“少含蓄”，根本是缘于思虑不深，或者观点竟非己出，只满足于表明立场，却不能看到问题对象的复杂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