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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影响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生动地记录了钱玄同为《新青年》向他约稿的情景，并委婉地表达了他们对启蒙事业的不同看法。在东京时两人同为章太炎门下，后来在北京亦不乏见面的机会，但多数是师门聚会⑥，私下交往并不多⑦。1917年8月9日，钱玄同访鲁迅和周作人不值，下午又再次前往周氏兄弟借居的绍兴会馆，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⑧此后钱玄同开始频繁登门拜访，且每次必谈到深夜十一点后始去。这种频繁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919年9月。⑨ 和鲁迅的长谈⑩对钱玄同思想的影响恐怕是不能忽略的。和鲁迅频繁交往的这段时间，钱玄同思想极为活跃，在《新青年》上发表言论也最密集，他文章中的很多话题，可能就来自和鲁迅对谈的思想激发。从两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看，议题就常有交集。钱玄同狠批上海的《灵学杂志》搞扶乩降神，并斥道教为“最野蛮的邪教”，所宣扬的是“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18](PP.10-11)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四十二”、“五十三”以及杂文《我之节烈观》里对灵学派也有犀利的揭批，《随感录》“三十八”亦说儒道两派助成了中国人头脑的昏乱。钱玄同批中国旧戏，对“打脸”、男扮女极尽嘲讽(《随感录》之“十八”、“三二”)；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里同样嘲讽了“打脸”，《论照相之类》更是辛辣地称“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19](P.187)。钱玄同批中医不科学，说中医关于身体构造和病象的解释都是玄而又玄的(《随感录》之“五一”、“五二”)；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里同样讨论了医学和科学的问题，《从胡须谈到牙齿》对中医也有尖锐的批评。至于钱玄同屡加痛斥的国粹和国粹派，自然也是鲁迅批驳的主要对象。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里，鲁迅以钱玄同常用的那种“不雅驯的文笔”[20](P.373)，大骂奉刘师培为祭酒的国粹派是“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并轻蔑地称他们是“老小昏虫”。[21](P.351)可见两人声气相通，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比较接近的看法。 和鲁迅密切交往的这段时期，钱玄同的思想明显变得激进了，他对包括语言文字、戏曲小说在内的一切国粹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言辞之激烈让人难以相信他曾经是一个极其固执的国粹主义者。尽管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也非常激进，但他思想之深刻、头脑之冷静，却决非钱玄同可比。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反复申说要废汉文以世界语代之，并声称“刘半农、唐俟(11)、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22](P.211)。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却说：自己对世界语固然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他赞成世界语，是因为觉得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不愿讨论，是因为将来有没有一种共通的语言，以及这共通的语言是不是世界语，并没有确凿的依据，所以这问题无从讨论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他进一步指出：学世界语是一件事，学世界语的精神又是另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23](PP.33-34)鲁迅的意思是：语言如同独木小舟或是汽船，只是传输思想的一种工具或载体，如果只关注工具本身，而忘掉了更为根本的思想改良，那么不管工具有多么新也依然无补于事。这对当时国内知识界对于世界语的拜物教似的膜拜，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可惜钱玄同却不能领会鲁迅的深意，他在回信中糊里糊涂地说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进化，文字也不例外；象形文字改为拼音文字，也是进化之理，正如衣裳破了，自然要改做新衣一样。[24](P.246) 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鲁迅也说过一些偏激的话，但他更重视的是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些已成为结构性因素的痼疾，以及潜藏其间的病态精神人格和文化心理，如《随感录》中对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对一切冷笑的犬儒心态以及作为“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的揭示，都是极为深刻的。钱玄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却从来没能达到这般深刻的地步，他总喜欢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过头话，比如他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与现代民主科学均格格不入，应彻底铲除，[25](P.45)中国书籍充斥着“发昏做梦的话”，应“一概束之高阁”[16](PP.163-164)。类似这种极端的话，鲁迅从不曾说过。钱玄同批判旧传统甚至偏激到认为春节、端午、中秋、冬至这些传统节日都是“荒谬绝伦的规定”[26](P.29)，这也是鲁迅决不能赞同的。早在《破恶声论》里，鲁迅就曾批驳那些以科学之名斥农民赛会为迷信且欲加禁止的所谓志士，并直指他们为“伪士”。[27](PP.29-30)鲁迅在年轻时虽也曾信奉文化复古主义，但他的主张复古，并非如钱玄同那般要恢复上古的制度，着古衣冠，行古礼，写篆字，而是强调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8](P.58)所“取”之“今”是对个性和精神的张扬，所“复”之“古”则是“朴素之民”的“纯白之心”。这是他一生坚执的信念。正因如此，无论是青年时代的复古，还是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以及三十年代投身于左翼政治活动，鲁迅的思想言论始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和钱玄同的反复多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