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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发掘脞论——以《国讯》为中心(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 凌孟华 参加讨论

    五 佚作价值分析与问题思考
    毫无疑问,前述三种刊于《国讯》旬刊的名家佚作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在史料价值方面,三篇佚作披露了我们此前几乎完全不知情的茅盾小说、郭沫若演讲与冰心演讲,保存了当年的小说文本与演讲内容,丰富了三位著名作家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记录,为更全面地撰写他们的年谱长编或传记资料增加了重要内容,为更完善地整理他们的基本文献和增补新版“全集”增添了可靠作品。
    在文学价值方面,三篇佚作都既与名家著述形成互文关系,又各有独到之处。互文关系如《十月狂想曲》其实是茅盾名作《某一天》的“续篇”,《某一天》写的正是黄主任之前的“W处长”阶段,其“知己”茂翁与“二夫人”也同时在两篇小说中出场;《写作经验谈》的内容与郭沫若的《今天创作的道路》《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把精神武装起来》《桌子的跳舞》等作品的相关段落不无相似之处,《写作漫谈》的观点与冰心的《写作的练习》《写作经验琐谈》《评阅述感》《写作经验》等演讲或文字的有关内容也是一脉相承。发掘这三篇佚作,把握其“互文性”内容,无论是对深化茅盾讽刺暴露小说理解,对推进郭沫若文学思想、特别是写作经验研究,还是把握冰心关于写作的核心认知和基本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独到之处如《十月狂想曲》的莫斯科保卫战背景与内容、《写作经验谈》的“制造灵感”明确主张与《写作漫谈》对《分》《相片》等作品的夫子自道等,都是在几位作者其它文字中没有见过的,其文学价值值得重视和进一步阐释。
    当然,这几篇佚作也各自存在一些需要指出和思考的问题。比如《十月狂想曲》中茅盾大胆预言德国人失败的依据是什么?当历史证实茅盾的先见之明后,为什么茅盾反而似乎忘了这篇有理由得意的作品?他对这篇小说满意吗?为什么在晚年回忆中记得起“一九四一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希特勒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六月二十二日又贸然以三百万大军向苏联进攻,十月攻抵莫斯科近郊”,却忘记了《十月狂想曲》这篇自己唯一以此为背景的小说?为什么会认为“在香港的九个月中,除了《腐蚀》,我只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认为41年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值得提一下还有“我写了抗战以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四一年在香港写的唯一的短篇小说——《某一天》”(11),遗漏两月后创作的姊妹篇《十月狂想曲》?据《我走过的道路》和《茅盾全集》注释披露,回忆录从《一九三五年记事》起“系作者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而成”(12),这种整理会不会有问题呢?至少可以存疑。再如《写作经验谈》部分内容的准确性需要辨析,记录者“石光”之具体身份也有待考查,演讲的时间地点等相关问题还存在信息盲区。而为何长寿的演讲者与记录者均任由《写作漫谈》长期湮没的原因也颇费思量。《写作漫谈》在尚丁先生刊发于《国讯》的近30篇署名文字中是最早的一篇,较之他在《宪政》《文哨》等其他期刊刊发的作品也要早一些,很可能是其在民国期刊上公开刊发的处女作,在这位编辑家和出版人的文字生涯中意义非凡,按理是不易遗忘的。他是想回避或曰遮蔽什么吗?他和冰心的合作是愉快的完美的,还是抑郁的遗憾的?冰心有没有看到过尚丁的记录文字呢?如果看到过,是在刊出之前,还是之后?冰心的态度是激赏呢,还是批评?……这些问题,暂时还难以回答。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三篇佚作除茅盾小说《十月狂想曲》外,郭沫若的《写作经验谈》与冰心的《写作漫谈》都是演讲记录稿,它们与创作还是有区别的。而对于演讲记录稿,特别是未经演讲者审定的记录稿是否收入演讲者的作品全集问题,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演讲者明确反对,并不无道理地指出缘由:“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13);另一方面,大量的演讲记录稿被收入越来越多的作家全集,大批演讲记录文字以及记录者名字随着作家全集流传并产生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有的演讲记录稿看不到经演讲者审定的记录,有的甚至明确说明没有经过演讲者校阅。随手就可以举出《茅盾全集》《胡适全集》等例子。因此,《写作经验谈》与《写作漫谈》虽然看不到经演讲者校阅的记载,但也同样看不到郭沫若或者冰心阅读此演讲记录稿后有质疑、指责或反对的记载,鉴于其重要价值,参照《茅盾全集》等先例,是有理由加上注释说明收入新版作家全集的。或者是采用更稳妥的做法,编入附录。
    总之,透过《国讯》旬刊这份非文学期刊的窗口,我们看到的几乎不为人知的文学景观与信息竟然如此丰富,竟然存在着这么一批散佚的重要作家作品。这是出人意料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毕竟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只是没有被以往的研究者翻阅到而已。《国讯》旬刊这样的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的存在,似乎在提醒学界,需要“补上基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这一课”(14)的其实不仅仅是郭沫若研究,还有茅盾研究、冰心研究……作家佚作的发掘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学界同仁一种一种地耐心爬梳,一篇一篇地有序整理。而在爬梳与整理的过程中,一个应有的转向就是由文学期刊转向非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是抗战文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载体,二者也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均不可偏废。可以预期的是,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文学期刊上作家作品系统整理发掘工作的推进和发展,非文学期刊会成为作家佚作发掘的主战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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