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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文学与社会互动频繁，文学以多种形式介入社会生活，众多非文学期刊都设置有文学栏目，时常刊发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成了不为人知的佚作。本文以抗战时期《国讯》旬刊为中心，讨论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中的作家佚作发掘问题，指出这份贯穿八年抗战全程的期刊中不乏名家佚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但学界的研究很不充分；进而对茅盾小说佚作《十月狂想曲》、郭沫若佚文《写作经验谈》与冰心佚文《写作漫谈》的出处和内容特点进行分析，并集中讨论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指出其问题。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为数众多，作家佚作发掘任重道远。 关 键 词：非文学期刊/《国讯》/佚作/茅盾/郭沫若/冰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研究”(14BZW1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13YJC751029)和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两江学者’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凌孟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家散佚作品的长期湮没，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遮蔽甚至扭曲了作家创作与文学历史的本来面貌。佚作也是反映作家情感、蕴含其“生命的体温”(钱理群语)的珍贵历史碎片，是作家创作全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生学术新发现的有效触媒。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作家佚作的发掘和抢救，否则珍贵的文学史料就面临彻底消亡的命运，延续的历史链条就存在永远断裂的危险。发掘还原现代作家佚作，认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作家研究、孕育和发动学术创新的需要。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往的作家作品收集整理和研究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期刊，期刊编目的对象也主要是文学期刊，普通读者和研究者读到的也主要是初刊于文学期刊的作品。即使作家的全集(文集)收录了部分非文学期刊上的作品，但编撰过程中的主要着力点无疑还是文学期刊。也就是说，大量非文学期刊上的文学作品其实学界一直缺乏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抗战时期是现代中国的特殊阶段，抗战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形态。抗战时期，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非常频繁，文学在自身大众化的过程中以多种形式介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众多的非文学期刊往往都设置有文学的栏目，点缀刊发着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读者忽略了这些作品，甚至作者也遗忘了这些作品。它们成了散佚在作家全集(文集)之外的佚作，只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库中等待重见天日的机会。据笔者所知，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上的作家佚作不在少数，今以《国讯》旬刊为中心进行尝试性脞论。 一 《国讯》旬刊基本情况 《国讯》旬刊是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创办的时政刊物，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其前身是不定期刊物《救国通讯》，1931年12月23日上海出版第1号(创刊号)，1934年1月10出版第61号起改名《国讯》(出版期署“每月最少两期”)，1934年6月16日出版第71号起改为半月刊，成为定期刊物，1935年1月11日出版第84期起改为旬刊，1937年11月1日出版第176期，随后因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出版第177期、178期两期单张临时版后停刊。此后，1938年8月13日，《国讯》旬刊在重庆复刊出版第179期，1944年5月1日出版第367期起改半月刊，1945年10月10日第400期复刊沪版(由重庆航寄上海，推迟5日发行)，1946年第407-408期合刊“春节特大号”社址仍署重庆，而发行所已改署“国讯书店上海华龙路八十号”，第409-410期合刊出版后再度停刊。1947年5月4日上海复刊出版第411期起改为周刊，1948年4月出至第457期被迫停刊。 作为一份坚持了17年的有相当品位和重要影响的民国期刊，一份贯穿八年抗战全程的抗战期刊，《国讯》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国讯》的梳理和研究还很不充分。笔者目力所及，除《国讯》编辑者如张雪澄见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月版)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国讯〉》，见于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的《重庆出版纪实》(重庆出版社1988年12版)的《〈国讯旬刊〉创建始末》等回忆文字外，专题性研究论文仅见李贞刚《张雪澄与〈国讯〉》(《炎黄纵横》2011年第3期)、周乾康的《茅盾与〈国讯〉》(《茅盾研究》2014年8月第13辑)等寥寥数种，而且其中一些基本信息尚需辨析。比如张雪澄先生的回忆与我翻阅原刊版权页的情况就不吻合，张先生说“到了七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才正式改为半月刊”①，而事实上1934年6月16日出版的第71号封面已标注是半月刊，71号至75号的封面都还标注有张先生是“编辑兼发行人”；张先生回忆“从八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起改为旬刊”②，这里的“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明显有误，怎么可能在十多期以后时间还是一样的呢？张先生本人犯这种错误可能性不大，也许和排印疏忽有关。但即使改正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也有问题，因为之后的第82号封面标注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可见仍是半月刊，并未改为旬刊。要到第84号，封面才标注“旬刊第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出版”。如果原刊封面页上的出版情况可靠，那么本文的梳理就是迟到的纠正。如果封面页本身就有偏差或存在其他特殊原因，就另当别论了。这种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比如有数百期《国讯》封面均标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三日创刊”，而编辑者的回忆与创刊号的出版时间都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底是创刊日期是三日，还是二十三日？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其间是非与因由，非当事人恐难推断。而关于国讯“1944年5月1日出版第367期起改半月刊”的情况，更是少有人关注。笔者在第一遍梳理的时候也忽略了这次刊期的变化，直至修改定稿时才注意到。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的《国讯》其实并不都是旬刊，于是赶紧删去此前拙文副标题中的“旬刊”二字，并连呼侥幸，差点在标题中就犯了史实错误。 国讯虽是时政刊物，是典型的非文学期刊，但也刊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值得注意的作者至少包括茅盾、郭沫若、冰心、老舍、臧克家、胡适、叶圣陶、徐中玉、白薇、徐迟、陈企霞、何其芳等人。作家刊发在民国非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致有三种命运，一是已经收入全集，但有些可能在出处与版本校勘上存在问题，二是没有收入全集，但作品系年等研究资料曾经提及的广义的佚作，三是既没有收入全集，也没有被研究资料提及的狭义的佚作。抗战时期《国讯》旬刊上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其中不乏第二种情况，甚至还频繁出现第三种情况，这是出人意料的，令人兴奋的。我们可以就所列前三位作家的佚作出处与内容特点进行分别介绍，然后集中讨论几篇佚作的价值与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