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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这样的延伸仅仅是一个开始，抑或表象。 “钉子事件”赠予了写作者一个能够打破既往写作整体性的庞大故事，与此同时，它还赠与主人公以溃败的时间维度。在这一维度上，他们尽可以变身为探秘者和考古学家，挖掘出伤疤的纵深感，探究溃败何以至此。 小说中散落着许多意味深长的时间点，比如李佳栖爷爷去世的时刻、两位主人公开始探讨灵魂的时刻、童年和南院的美好时光结束的时刻、原罪发生的时刻、对话结束的时刻等等。然而，对于主人公和作者来说，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在《茧》涉及的众多历史时段里，关于上世纪90年代的描述最立体，也最感性。这或许是因为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来说，90年代几乎已成为最具现实感的历史记忆。理所当然地，《茧》最重要的时刻，也被安放在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段里。 在1993年的秋冬之交，小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李佳栖追随父亲到了北京，在李牧原和汪露寒居住的地方，亲历了父亲车祸去世的全过程；另外一件是程恭从神父处无意得知了爷爷遭遇的真相，从此陷入到深不见底的孤独中，独自一人消化仇恨，与整个世界渐渐疏远。这两件事在物理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就《茧》的小说时间和阅读者的心理时间而言，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两者合二为一，构成了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时刻。 这一时刻，是历史与现实、进入与逃离的分界点。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闯进来，将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拦腰斩断，将全书一分为二。在此之前，是探寻秘密，认领废墟。而在此之后，来自历史、来自父辈祖辈的裹挟和碾压渐渐后撤，命运退居到次要位置，个人的意志和抉择凸显出来。失去了依凭和支柱，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成为摆在李佳栖和程恭面前的最大难题。如果说，钉子揳进大脑是小说中物质世界的第一次崩塌，那么这一次，崩塌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精神。 张悦然曾表示，记下这个故事，对于自己，对于后代的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在坍塌的废墟上如何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但遗憾的是，碍于逃离和重建的内在性难局，小说里始终未能出现一个相对理想的出口。仿佛真相一经揭开，选择的自由又重新回到手中，一切反倒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里。不同代际、不同个体延伸出各自平行的历史，在历史的平行时空里，交流往往是无效的。李佳栖最终选择的是义无反顾地回溯、追踪，程恭则选择随遇而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命逻辑，但无论走到哪里、做些什么，迎接他们的终究是大片的意义空白和无可遁逃。 小说的最后，作者安排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一切恩怨似乎在一碗想象中的热气腾腾的炸酱面前止步了。这样的设计与其说是张悦然刻意留了些温暖的调子与历史和解，倒不如说是在逃离和重建的重要关口，作者本人也无法预知她的人物究竟下一步能做些什么，要去往何方。在热面徐徐升腾的水雾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历经最重要的时刻所触发的人生拐点，本该占据主导地位的意志和抉择有可能败给命运，接下来仍是一种下落不明的生活。 主体性意识的强劲与主体性能力的残缺，是藏匿于溃败背后的巨大阴影，是李佳栖和程恭永远囿于其中的深切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