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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意识的强劲与主体性能力的残缺，是藏匿于溃败背后的巨大阴影，是李佳栖和程恭永远囿于其中的深切现实。事实上，关于主体性的困境和难局，不仅仅是主人公的，是小说文本的，同时也是张悦然本人的。 相比较张悦然以前作品的光滑、游刃有余，《茧》呈现出的是一种滞涩的面貌。它相当于一次审慎诚恳的自白，在滔滔不绝的背后，隐藏的是沉重和待定、喑哑和缄默，主动隐去的光泽以及跋涉的意志。 当我们谈论起李佳栖和程恭这对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的主人公时，看到的大多是两人身上的历史包袱，而忽略了他们可能拥有的更为本质的属性——溃败者——张悦然小说创作永恒的叙事指向，以及藏匿于溃败背后的主体性疑难。 一 尽管位于一个所谓的爱的虚无与罪的流传的链条末端，他们的尊严与体面、疲乏与无力，都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但这微不足道，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人生层面上切切实实地溃败着。 《茧》以李程二人为圆心，精心建构了一个巨大困境的生成与弥散，以及囿于其中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形貌、心智、行止和去留。李佳栖和程恭是废墟中的幸存者，两个还未出生就被预言了将被下落的巨石砸伤身体与灵魂的人。 溃败的伤疤首先沿着作者一贯的痛点延伸。这些痛点，在张悦然早期主编的丛书《鲤》中就已经被清晰地标注出来：“孤独”“嫉妒”“逃避”“上瘾”“来不及”“因爱之名”等等。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与父亲的那场战争”。一直以来，张悦然与父辈的对话似乎都在依靠写作而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茧》同样可以看作是一次与父亲角力的结果——钉子的故事本属于父亲，最后却兜兜转转来到张悦然笔下，她甚至在后记里假想父亲翻开小说第一页时的样子。《茧》的绝大多数代际关系，都以张悦然式的父子/父女关系为原型——父亲永远缺席，同时意味着爱和真理的缺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将原型在纵向和横向上做了延展，由“我”至父辈再至祖辈，由“我”至至亲再至整个家族，小说对于亲缘关系缺失感的描摹和想象，几乎和历史叙事分享了同样深远的边界，并与当代文学中的相关主题构成了某种暗合和呼应。 一些具有隐喻特征的梦魇不断在小说中闪现，不禁让人联想起《葵花走失在1980》后记里张悦然对自己的评价：“我是呓人，卖梦为生”。只是时至今日，李佳栖关于套娃的梦和程恭“浓汤似的梦”，掺杂了更多历史和现实的驳杂因素在其中，他们和梦魇的搏斗，本身就是和命运的搏斗。 还有性。“我会算命，用身体”，是张悦然小说人物的惯用逻辑。在李佳栖身上，这种与身体紧密相连的性别体验再次成为人物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沟通联络的惟一途径。因为性，在李佳栖、程恭、李牧原、汪露寒四人之间，除亲缘和情感关联外，还滋生出许多复杂的、难以言明的隐秘关系。其中，李佳栖对父亲类似殉道者之于圣人的依赖，以及程恭对汪露寒卑微且无能为力的着迷，都因为身体欲望的介入而显得更加多义和含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