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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第101页。 ⑤这种区分类似于韦勒克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区分，但又有所区别。艾布拉姆斯的区分侧重于，理论运用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批评实践。而韦勒克则侧重于理论自身的建构与具体的批评实践的区别。艾布拉姆斯在区分了“理论批评”与“应用批评”的大前提下，对“文学批评”这一词条还有更为详细的辨析与分类。 ⑥(30)[美]雷纳·韦勒克、奥斯汀·奥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第318页。 ⑦[美]雷纳·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此文与《文学理论》的第四章标题完全一样，但是是两篇不同的文章。 ⑧韦勒克在此文的开头直接引用了《文学理论》第四章中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区别那段话。 ⑨参见[美]雷纳·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⑩[美]雷纳·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1)(12)(13)(14)[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页，第10页，第10页，第11页。 (15)(16)贺照田：《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载《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第96页。 (17)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8)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参见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2002年版。此书是《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的修订版。修订版出版时，内容新增了大陆20世纪90年代部分和港台部分，章节也有所调整。但是基本的历史叙述框架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变化。另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按照《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的框架所编撰。作为教材，其学术价值并未比原书有所提升，故本文不予讨论。 (21)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2)参见[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前言》，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3)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4)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5)(26)朱立元：《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第211页。 (27)参见陶东风、和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中国文艺学的本土化焦虑》，载《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即前述提到的，“五四以来，随着西方文论的不断引进和新文学作品的不断产生，文学批评史主要表现为，在西方观念的指导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相互印证与背离”。 (29)需要提醒的是，此处所谈的文学史及其分期是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来谈的。文学史分期如何与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观念史相对剥离，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参见[加拿大]伊娃·库什纳《文学的历史结构》，《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加拿大]马克·昂热诺等主编，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法]安托万·孔帕尼翁《历史》，《理论的幽灵：文学和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伏迪契卡(1909-1974)，布拉格学派的第二代人物。由于国内并未翻译其著作，故本文所提到的他的观点均来自陈国球先生的介绍与研究。参见陈国球《文学·结构·接受史——伏迪契卡的文学史理论》，载《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33)(34)转引自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第337页，第340页。 (35)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36)参见贺桂梅《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载《人文学的想象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另参见[德]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黎鸣、李书崇译，载《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38)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715页。 (39)关于“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所涉及的历史语境和特定的政治指向，参见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0)参见程光炜《我们如何整理历史》，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分析程光炜观点的对错，只是讨论他的思路给我带来的启发。 (41)参见许纪霖、罗岗等《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由来·导论》，载《启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42)参见黄曼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总方针的确立》，载《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43)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44)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0日。 (45)《人民日报》评论员：《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 (46)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47)细读这些政策，便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口号的背后都有种种更为具体的解释与限制。在80年代以前的文艺政策中，这些解释与限制占据文本中心的位置。而在80年代的文艺政策中，它们则退居文本的边缘。但是规约与惩罚的功能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一旦出现破除禁忌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它们又会重新回到文本的中心。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种修辞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详细探讨。 (48)唐达成、唐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7日，原载《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49)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 (50)《〈人民文学〉发表侮辱藏胞小说影响恶劣国家民委中国作协召开座谈会严肃批评作协书记处责令主编停职检查编辑部公开检查》，《人民日报》，1987年2月21日。 (51)1988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公开报道电视纪录片《河殇》，并在此后的报道与评论中持赞扬态度。从1989年7月19日发表《〈河殇〉宣扬了什么》一文开始，《人民日报》开始批判《河殇》。大规模的批判持续到1990年4月24日发表《〈文艺报〉刊载署名文章对〈河殇〉“续集”进行批判》一文。这个例子本身就可以说明，所谓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在国家权力面前的脆弱性。换而言之，意识形态之于文学批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主动权丝毫未曾改变。这一点与当年的《武训传》批判极为相似。 (52)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发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5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