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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以及文学学科的发展，古典资源的现代性重述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专门方向，成为一种学术行为。与此同时，在20世纪历史现场不断参与文学史形象塑造的文学批评，其主要驱动力仍源自于“西学东渐的现代性”(26)。所以，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古典文论的资源始终无法构成文学批评实践的主要资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典文论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始终是空白，同时也不意味着传统的审美趣味和品评标准没有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实践。这是个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才能论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到一个基本判断，即古典文论的现代性重述始终没有为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实践带来新的理论资源和操作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品格的确立及其现代化过程”在起源上就分裂成两个几乎没有交涉的发展轨道，并最终发展成“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两个至今未能解决的“本土性焦虑”问题(27)。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范围内的批评史著作基本上都是在后一个层面(28)展开的。同时，学者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关于“现代”的不同理解，而尝试了不同研究模式。我的讨论也是在这个层面展开，并不涉及古典资源问题。 黄著描述了一个漫长的时段，因而将批评史的分期的问题凸显出来。韦勒克在谈到文学史分期时(29)，曾说： 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分期就只是文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 因此，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截面。(30) 布拉格学派的伏迪契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研究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史时，要重建当日的文学基准(Literary norm)及文学规条(Literary requirement)。(31) 伏迪契卡对“文学基准”的解释是： 文学史家不必处理所有读者的每一个反应；文学史家要研究的是整个时代对当时文学现象的观感，以及具有历史普遍性意义的意见。这些观感和意见就集中表现为某一时期的“文学基准”。(32) 不难看出，伏迪契卡的“文学基准”与韦勒克的“价值系统”和“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有相似之处。虽然韦勒克所谈的“价值系统”侧重于抽象原则的发现，而伏迪契卡的“文学基准”侧重于现象的归纳以形成带有普遍性的观念，但是两人都暗示了文学批评在“价值系统”和“文学基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直言之，某段文学史分期内的文学批评的复杂形态，是推动此时段内“价值系统”和“文学基准”形成的重要的动力和资源。反之，“价值系统”和“文学基准”通过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实践得以最为直观的体现，或者说，作为一种规约，它们要通过文学批评实践才能实现。正如伏迪契卡所强调的那样，重建“文学基准”的“最丰富的材料在于批评文学的言论、评论所采用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指向文学创作的种种要求”(34)。陈国球认为，伏迪契卡在这里“正式将文学史的范围伸展到文学批评史的领域”(35)。 韦勒克和伏迪契卡的观点事实上建立起了文学史分期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关联，顺着这个思路，可以进一步触及关于批评史分期的思考。如果说文学史分期的合理性需要从同时期的文学批评中获得支持，那么批评史分期如果参照同时段的文学史进行分期，大体也是可以成立的。不同时段的文学史的差异性，部分地源自各自时段内的文学批评形态的支撑，这意味着，这种形态的独特性本身便是构成文学批评史分期的理由。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形塑文学史形象的重要因素，其自身亦是文学史现象之一。所以，即便是文学批评史分期与文学史分期在时段上大致重合，它们依然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至少在90年代之前)始终与“民族”、“国家”、“革命”这些宏大的政治历史进程捆绑在一起，因此，文学的发展大体与政治的发展保持了一种对应关系。这便会导致一个情况，即无论历史叙述者有多重视所谓的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或文学史、批评史历史形态的独立性，部分时段的文学史、批评史的分期难免会显得与政治历史分期显得大致同步。但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文学史、批评史分期的合法性依据源于政治历史，更不意味着建构文学史、批评史的历史形态并强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必须以回避政治历史的影响为代价。因此，批评史、文学史与政治历史的在某些时段分期上的大致重合，并不是质疑其分期是否合理的理由。只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辨析，这个问题才有讨论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