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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著共分四编，分别是“第一编：萌生与勃兴(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第二编：发展与成熟(20世纪30-40年代)”、“第三编：定位与曲折(20世纪50-70年代)”、“第四编：开放与多元(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因此，依照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惯例、共识，将20世纪文学批评史如此分期，是大致可以成立的。至于每个时段内的分期是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则视具体研究而定。 分期完成之后，如何处理不同时段的批评史现象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是批评史研究遇到又一个重要问题。独特性或差异性是某段批评史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处理跨越时段的相似的批评史现象的前提。忽略了这个前提，对相似的批评史现象进行简单比附，会导致对历史平面化理解。贺桂梅论及80年代文学时，曾详细论述了80年代的文学界是如何通过重新阐释“五四”传统而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历史承继关系的，并认为这是80年代的学术界、文学界对“历史坐标的挪用与重构”(36)。贺桂梅是基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37)，对某个历史情境中的精神氛围和知识生产方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在两个时段的相似性中揭示了两者的根本性差异。贺桂梅的结论或许值得商榷，但是她的方法却对如何处理批评史中的相似的现象有所帮助。 在具体研究中，需要将相似的现象放回各自的历史语境，仔细辨析批评的产生机制(时代精神、社会、政治进程等意识形态因素)、批评的对象与主体、批评的知识来源和价值判断、批评的效应和波及范围等因素。只有这样将与文学批评相关的各类因素重新问题化、知识化，所得出的结论方能对研究有所推进。例如，黄著中有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也可以说，1978-197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承继的正是1956-1957年思想解放运动未竟的事业。”(38)不可否认，这两个时段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意识形态管制相对放松的前提下，文学批评的言论尺度可以在一定范围触及某些政治禁忌，因而在字面意义上使用“思想解放”这个判断未尝不可。但是除此之外，“双百方针”期间的文学批评与“拨乱反正”期间的文学批评，在产生原因、批评对象、批评主体的身份以及批评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都存在着诸多显著区别。况且，“双百方针”期间的文学批评在整个“十七”年间属于非常态的文学现象，甚至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意识形态控制的边界；而“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39)却是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包含了特定价值判断和覆盖范围的词语，有重合之处却难以彼此替代。上述判断实际上是在忽略具体语境分析和细节辨析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如此处理批评史的相似现象，会使得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和独特性消失在同质性的历史判断中。 需要补充的是，一些批评史现象确实贯穿于不同的时期。因此，不能因为强调某个时段批评史的独特性而否认这些现象的延续性。程光炜认为，把80年代的“新启蒙编码”作为评判“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尺度，会导致对“十七”年文学多样性、复杂性的遮蔽。同时，“十七”年与80年代在某些层面的相似性、延续性也因此被忽略(40)。“新启蒙”思想(41)既是80年代知识界的共识，也是80年代文学在整体上体现出的精神品格。能否将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品格抽离出历史语境，并加以绝对化去衡量其他时代的文学品格？这是需要进入具体讨论才能做出结论的，特别是当这个问题涉及历史的延续性的时候。黄著在论述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史时，是在“开放与多元”的总体描述下强调文学批评主体性的觉醒、资源的多样化；论述“十七”年及“文革”期间文学批评时，是在“曲折与定位”的总体描述强调资源的单一和政治对文学的压制(42)。我认为，这是一个停留在表层的错位的比较。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获得并非文学力量的主动扩张，而是国家权力根据时势主动调整统治方式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