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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仕途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 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远大的政治前程，政治风云的变幻，都会对状元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词林典故》卷五《艺文》云：“在昔儒流，遭逢明盛，供奉清班，著作专家，汗牛充栋，故从来记翰林者不载艺文，非不载也，不胜载也。”(23)翰林院为状元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状元在馆阁任职期间，除了应对日常公务之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 翰林院内有文渊阁，为国家藏书之所。正统之前，文渊阁面向所有翰林官员(包括庶吉士)开放。翰林官员们每日退朝之后，便入文渊阁中翻检自己未曾读过的书。“盖馆阁无政事，以讨论考校为业，故得纵观中秘。”(24)所谓“中秘”，即国家藏书。景泰年间，文渊阁划归内阁管辖，由于编修周洪谟等人随便出入文渊阁，引起内阁不满，便将文渊阁上了锁，禁止随便出入，读中秘书始稍有不便。 状元自进入翰林院之后，不再受举业束缚，可以博览群书，这对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大有裨益。天顺年间，状元柯潜在任翰林学士之时，负责教习庶吉士，教学内容以古文词为主，以帮助新科进士们摆脱举业的束缚，转化气质。《词林典故》提到了当时教习庶吉士所用教材：“明学士掌教习庶吉士。……其教庶吉士，文用《文章正宗》，诗用《唐诗正声》。”(25)可见，古文、诗歌是庶吉士学习的主要内容。正德年间，状元杨慎在翰林院期间博览群书，成为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这也为他卓然自立于正、嘉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翰林院作为国家的高级文化机构，其文风也体现了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状元在翰林院任职期间，虽然摆脱了举业的束缚，有了更多从事文学创作的自由空间，但其文风依然会受国家文化政策的引导，以牺牲创作个性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体现官方意志的文化样本。 明代状元拥有远大的政治前程。他们虽然也留心于文事，但一般不把文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毕生追求，其诗文创作往往用于怡情养性，或者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这对状元的文学成就无疑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馆阁为人文荟萃之地，馆阁文人之间的诗文酬唱也很多。明初，这类倡和活动的主题依然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统以后，馆阁文人集会倡和的政治色彩渐淡，社交意味渐浓。在这类馆阁文人的倡和活动中，状元往往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 馆阁文人有大量的文字应酬。状元身份特殊，文字应酬更多。成、弘时期，文坛领袖李东阳视此类应酬为馆阁之“盛事”：“惟馆阁以道德文字为事。”“情交而义达，喜有庆，行有饯，周旋乎礼乐，而发越乎文章，倡和联属，亹亹而不厌，此词林之盛事也。”(26)在翰林官员中，凡有奉使给假、侍亲养疾、致事迁官、贺寿、之任南京等情形者，馆阁中必推与事主交情最好的一人为序，其余皆赋诗赠之，谓之“例赠”。(27)这些文字，往往更加侧重于交际功能和实用价值，对于文学自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关注较少。 明代状元的仕途，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状元的诗文创作又不完全受制于馆阁文学。特别是某些状元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其创作便呈现出与馆阁文学完全不同的面貌。 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状元谢迁，正德时便已官至大学士，因与权阉刘瑾不和，辞官归里，流连于山水之间，过了一段怡情养性的隐居生活。至嘉靖六年(1527)，谢迁被重新召用，不久辞归。谢迁著有《归田稿》，其诗文带有较多的山林之气。 弘治十五年(1502)壬辰科状元康海曾经是“前七子”之一，年轻时大力提倡秦汉之文，志在扭转庸弱的台阁文风。正德年间，太监刘瑾垮台后，康海也无辜地受到牵连，被迫远离政治，改革馆阁文风的愿望遂成为泡影。康海归田后，投身于散曲和杂剧创作，不复过问政治。 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杨慎身为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又是李东阳的门生，本来很有可能成长为新一代馆阁领袖。然而，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中，杨慎坚定地站在护礼派一方，得罪了皇帝，被发配到云南，此后诗酒自放。 综上所述，仕途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活动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明代状元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其创作心态往往受到仕途左右，进而影响其文体和文风的取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