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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 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要求状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同时，明代翰林院是储备政治人材的地方，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较为有限。在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翰林”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此文收于《文选》，李善注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15)唐时始建翰林院，为儒臣文学供奉待诏之所。此后，各个朝代皆沿袭之，而文化功能始终是翰林院的基本属性之一。明代，翰林院的文化属性依然存在。明代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论思献纳，综理人文；二是作为储才之所。两者皆与文学相关。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授予翰林学士陶安的诰词云：“开翰林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用是擢居宥密，俾职论思。兹特赐以宠章，用贻国典。尚其勤于献纳，赞我皇猷，综理人文，以臻至治。”(16)所谓“论思”、“献纳”，即充当皇帝顾问之意。而“综理人文”，包括掌制诰、掌修书史、典试事、掌教习庶吉士等。翰林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注意到，朱元璋对翰林文人文学才能的要求，主要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翰林文人传统的文学弄臣的身份只字未提。翰林文人身上传统的文学侍从、文学弄臣的色彩相对淡化了。明初，为适应开国气象，润色鸿业，应制诗文之风甚盛。但明初鲜有以诗文干进者，相反，以诗文得罪者倒是屡见不鲜。永乐年间亦是如此。永乐朝的首位状元曾棨，才华横溢，甚得成祖宠幸。但是，曾棨的仕途一直是按部就班，并未因在文学方面受到宠幸而被破格任用。他在翰林供职28年，仅官至侍讲学士兼少詹事(正四品)。据叶盛《水东日记》卷六记载：“尝闻曾状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后得侍讲学士。太宗一日顾近臣曰：‘曾棨已与学士矣。’意犹谓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砺人才如此。”(17)曾棨临终之际，醉后题诗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诗中含有自我宽慰之意，既表现出几分洒脱，亦透出一丝无奈。 永乐年间，内阁设立之后，翰林文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翰林院作为“储才养望”之所的功能也日益凸显。 翰林官员在翰林院中储才养望，主要以德行、学问为主，文学还在其次。状元刘俨曾经指出：“士莫先于涵养，涵养久则德性坚定，知虑精纯，言行操履，正大笃实，出而居大位，任大事，岂惟不动心哉，且有所执而不失也。今之涵养，于官莫如翰林，所闻者圣贤之言，所习者圣贤之行，于凡钱谷簿书之事，机械变诈之巧，一无所动于中，而其养纯矣。故前后自翰林出者，率非寻常可及。”黄佐《翰林记》认为，刘俨之说符合明初建设翰林院的本意。“官无定员，凡以储英俊也；职无专掌，凡以求通儒也；置之中秘，凡以广器识也；列之近侍，凡以资薰陶也。然必己德既修，而后上德可成。如徒曰文艺而已矣，则所以辅导者先无其本，而何以为任大负重之地哉?故前辈官是院者，上体朝廷造就储用之意，以涵养德器变化气质为先。苟以交结趋走为圆机，视圣贤学术为长物，而事业不能少自见，则虽谓之冗员可也。”(18)清人徐乾学撰《翰林院题名碑记》亦云：“夫翰林为朝廷文学侍从之臣，居禁近，掌制诰，公辅之望由此其选，非可以雕虫篆刻之才当之也。”(19) 以上是就明代翰林制度的特点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馆阁文人集会倡和之风逐渐盛行。与明初不同，这一时期馆阁文人的集会倡和不是为了润色鸿业，而是以文字作为一种社交手段，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实际上却可以结成紧密的政治圈子，为以后的仕途发展铺平道路。在这类集会倡和中，以李东阳为首的文人社团尤为引人注目。 明代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状元为彭教，李东阳是二甲第一名，被选中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是年，彭教27岁，李东阳年仅18岁。他们与其他几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同年进士结成“翰林同年会”，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李东阳自幼习文，4岁时便受到皇帝接见，以神童闻名天下，成为同年集会的中心人物。彭教文学才能不及李东阳。16年后，彭教英年早逝，只升过一级，官不过六品，是明代状元中升迁最慢的一个。李东阳则飞黄腾达，官至首辅，并成为成化、弘治时期馆阁文人的领袖。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状元吴宽、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状元钱福等，都曾是李东阳的座上客。茶陵派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类聚会只是“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但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四友斋丛说》卷十五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20)康浒西即康海，乃弘治十五年(1502)壬辰科状元，他因为文学见解与李东阳不一致，而无法融入馆阁文人的圈子，在受刘瑾案牵连被免官后，终生不复起用。 应制诗文的兴衰，既与政治环境有关，也与皇帝本人的喜好有关。明初国势强盛，太祖、成祖皆有雄才大略，馆阁文人多歌功颂德之作。翻开明初状元的别集，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应制诗文。这种现象，到了明代中后期便较为少见了。不过，嘉靖朝是一个例外。嘉靖皇帝喜好诗文，并崇信道教，阁臣多以“青词”等诗文邀宠，其中亦不乏状元的身影。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世宗初政，每于万几之暇喜为诗，时命大学士费弘(宏)、杨一清更定。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而张璁等用事，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弘，诮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21)费宏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状元，也是明代最年轻的状元，20岁便中状元，44岁便入阁，被称为“黑头宰相”(谓其年轻)。在“大礼议”中，费宏虽然是“护礼派”，但态度并不激烈，因而得到了世宗的好感。闲暇时，世宗经常与费宏一起讨论诗文，并多次御制诗文，命费宏和进，世宗复赐以批答。费宏编有《宸章集录》一卷，所收即嘉靖五年世宗御赐费宏等诗文，及费宏等依韵唱和之作。张璁、桂萼等在大礼议中是“议礼派”，坚定地站在世宗一面，虽然他们对费宏极力攻击，世宗却始终对费宏恩礼不衰。“大礼议”对明代士风是一次沉重打击，此后，朝廷多用软熟之人为相。世宗在位四十五年，后期崇信道教，于是出现了所谓“青词宰相”，即依靠撰写“青词”博得世宗青睐，而平步青云，登上相位者。青词，亦称“绿章”，指道教在举行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祝文。因写在青藤纸上，故名“青词”。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辅臣中，即有9人是以撰青词起家。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状元顾鼎臣、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状元李春芳等俱属此列。明代以青词媚主，始自顾鼎臣，《明史》卷一百九十三云，“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22) 万历之后，馆阁文学日益没落，党争愈演愈烈，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渐趋微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