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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综上所述，赋与狂诗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总体而言，异大于同，为不同文明之特产。两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在其原始传播媒介，从这一共同点出发，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赋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而从两者的相异之处看，则可见赋的民族特性。 赋在语言风格上韵散相兼，内容性质上既有主观抒情，又有客观描写和叙事。学者们常困惑于赋的这一特殊体制，往往以“两栖性”、“综合性”加以解释(26)。从语言风格和题材内容上，我们看到赋的种种特殊性，而从“不歌而诵”的本源来看，赋可自成一体，亦符合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比较中西古典文学体裁，大致有以下对应关系： 如依上表的划分，赋独立于诗歌、散文之外，可与诗、文、戏剧并列，而非“亦诗亦文”的杂体，或“诗化散文”、“散文化诗”的变体。以原始传达方式为划分标准，有其理论依据。影响文本风格的三大要素中，传达方式(mode)的作用是基础性的(27)。而从文学起源发展来看，文学发源于诗、乐、舞一体的原始艺术，后来逐渐脱离原始形态，与文字结合，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学，各大文学体裁成形于这一过程之中。因此，文学的原始传达方式奠定了各主要文学体裁的基础，决定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史诗、赋，变歌唱为朗诵，是文学发展之必然；朗诵的方式，不受音乐的限制，因此篇幅内容在诗歌的基础上大大扩展，功能也因此多样化，不限于抒情，语言因而更自由活泼。狂诗是古希腊史诗的原始形态，其他西方民族史诗的传播方式也是演诵，后世“拟史诗”、“文人史诗”也是以易于诵读的诗体语言写成的：史诗也是“不歌而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赋与史诗可以归为一类，赋可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然而，赋何以成为中国特有的朗诵型文体?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赋根植于我国抒情文学的传统之中。古希腊较早形成了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三大类；后两者在古罗马时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前者却长期遭贬抑，一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才得到复兴。西方叙事文学，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最后到现代小说，脉络清晰，狂诗也是其中一环。而在中国，抒情文学长期一枝独秀，主流文学在诗歌和散文之间，先有诗歌的散文化而形成辞赋，后又有散文的辞赋化而形成骈文(28)。康达维将赋比作变种多杂的石楠花，说赋“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后来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典型的形式”，“后来，原来是石楠花形式的‘赋’体终于也产生了杜鹃花，有些文学作品不再以‘赋’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赋”的体裁本质”(29)。这一比喻形象地阐述了赋复杂的流变，也反映了赋始终在诗、文间徘徊，接受诗、骚、文的影响，但没有脱离抒情文学的范畴。从前文所述赋的种种译名可见，赋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当于西方散文诗、田园诗、史诗片段、挽歌、颂歌，等等(30)。这些文体形态各异，源流纷繁，作品零星散布，没有共通的特征，更没有共用的题名，只得统归抒情文学。这与西方以叙事文学为主导、抒情文学处在边缘状态不无关系。 其次，赋是中国士人特殊的言说方式。战国策士说辞在赋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游说各国的诸子百家施展辩说之术，力劝诸侯采纳自身主张，实现政治抱负。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人物通过公众演说影响舆论，推行政治主张。中国士人除了对君王的劝谏，不太需要演说雄辩之术，尤其缺乏西方公众演说、法庭陈述、议会辩论、集会宣讲诸种言说方式。中国古代文书系统发达，君臣上下之间信息传递靠书面传达。因此，在西方士人言说逐渐形成口头演说的历史传统时，中国士人却因为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失去“游说”的政治环境，士人言说融入诗、骚，演变为一个文学传统。西汉时期，赋尚具有讽谏意图和口诵性质，东汉以后逐渐演变成纯文本的案头文学，成为文人兼官宦委婉地传达政治抱负、抒发仕途苦闷、寄情山水草木的艺术形式。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士人言说演变为赋体文学凸显了我国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西方政治言说延续着口辩的传统，自成体系，而其文学则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的影响。狂诗的诵诗人是游吟诗人，有如街头艺人；诵诗竞赛、游吟四方可以说是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而赋家原为政治家，赋既发源于政治活动又是政治环境的写照。 最后，赋所蕴含的文学观念迥异于西方的文学观念。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被概括为“言志”与“摹仿”(即表现与再现)的差异，直接反映在抒情和叙事、主观和客观的文学传统之中。然而，狂诗之迷狂即为强烈情感的抒发，赋之状物亦未始不是客观的“摹仿”，这看似有悖于各自的文学理念。然则西方亦有“表现说”，可追溯至关于酒神的神话，柏拉图的摹仿说中有“表现”的因素。他在《伊安篇》中论证诗不是来自技艺，而是源于“迷狂”，而“迷狂”来自神授之“灵感”。他把诗人的情感宣泄视作神灵附体的结果，而这个诗神是神秘的、非理性的。灵感说基本上是神秘的，导向唯心主义，实际上强调了情感的无源性和文艺的无理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直觉表现说受其影响，也过于抽象而非理性。而中国的“表现说”对文艺源泉的认识则通俗得多，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到“感物造端”、“感物吟志”，散发出实践理性精神。情志源于感物，比物感兴可先敷布其义，铺陈其状。赋体的铺陈有“赋比兴”传统文学理念的支撑。灵感说和净化说则把西方抒情文学引向情感宣泄和直抒胸臆。而“摹仿论”中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31)，非静态之景物。西方文学中缺乏像赋这样的“大规模的描写诗”，只能释赋为“诗性之描写”，这与其文学观念不无关系。 【点击阅读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