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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乳肥臀》以民族危亡、家庭灾难和新生儿的诞生拉开历史的序幕，在历史的跌宕起伏、戏剧变化中，个人总是那难以逃脱的承担者。母亲上官鲁氏，用她的丰乳肥臀养育了九个儿女，也承载了与之相关的各个政治、阶级、势力的倾轧与迫害。上官金童，终其一生恋乳，心无他念，与世无争，本是一个极度软弱的个体，但历史和现实并不会因为他的放弃与逃避就赦免他，他的无能只会让他在历史的残酷中更加万劫不复。《生死疲劳》用六道轮回转世书写历史之记忆和生命之疲劳。西门闹每一次戏剧化的动物转世都带着深刻的原初为人的记忆以及强烈的复仇情绪，但是经历了多次转世之后，种种往事却日渐淡薄。西门闹转世为猪时，复仇与愤怒的情绪已经开始在猪随遇而安的性情中淡漠，而到了转世为猴子和大头儿蓝千岁时，已经只剩下生命的疲劳与叹息。“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个体生命置入惨痛的历史之中，这样的历史并无正义可言，也不再是具有神授本质的某些正义事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体生命被历史的大小事件所瓦解。”[4] 莫言在《拇指铐》这篇小说中集中传达了他的“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无辜者’”的历史感悟。小说讲述急于为母亲抓药治病的阿义，在奔跑的路上毫无缘由地被铐在树上不能脱身的故事。故事更多的是在讲“无辜者”在社会、历史中行进的茫然无措、不得要领。所有的灾难、打击、误解、残害和漠视无因无果、纷沓而至，来不及躲闪也不从回避。这让我们想到了鲁迅的寓言与讽刺——生活就是随时毫无缘由地被“吃”。革命者夏瑜的慷慨就义并不是为着被当作“人血馒头”来“救命”；魏连殳，因为个性独特所以走在孤独之路上难以存活，而为着“活下去”走上作杜太师顾问的辉煌大道的他，却最终在灵魂的分裂中走向死亡。如果说，鲁迅也对那“漆黑的夜”深怀绝望，但他还有为国民开出“警示”药方的勇气和希望，莫言则没有承载那么抽象的命题与意义，他只是从个体遭遇的角度发出对于生命、人性的困惑、愤怒和无奈。童话般的梦境和幻想是他得以舒缓和慰藉的唯一出口，小说结尾处，阿义看到一个小小的赭红色的孩子从自己的身体里钻出去了，“他呼唤着母亲，歌唱着麦子，在瑰丽皎洁的路上飞跑。”“他扑进母亲的怀抱，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温暖与安全。”[5] 历史暴力如此强大，改变着弱小者的生命轨迹。但是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历史又在人性面前走向了消解和虚无，人性的谬误与命运的悲剧来源于历史，但最终强大的历史也化为子虚乌有，正如《生死疲劳》中所说：“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6](P382) 正是因为暴力的无处不在，罪恶对人性的践踏和摧残无时不有，生命的存在越发显现出脆弱与绝望。如果，命运终归是不可抗拒的宿命，历史终究是一场闹剧，那么将叙述的视点回归到为人初的儿童时期，甚至进一步退化至如《生死疲劳》中的动物视角，是莫言对于生命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存在意识的微妙处理，他用儿童的眼光来重新发现和解释，也用儿童的思维来批判和解构历史的本质主义，这是莫言对人性的洞悟，也是对历史的还原。当莫言穿透了命运的玄机、历史的真相时，他的叙述才开始变得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轻松诙谐，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策略，也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 那么，人就只能困在历史的牢笼中了吗？莫言关于个人对于历史的感悟和承载有两个维度的表达：一方面是用生命力的高扬来抑制来自历史的打击，这在早期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在《红高粱》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下，作家认为旺盛的生命力、“酒神”精神具有势不可挡、坚不可摧的战斗力，这样的内在生命力的弘扬是抗击外在环境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也用她单薄的身躯承载了百年中国的苦难历史。但是用个体生命的激昂抑或坚韧来超越历史又因浪漫精神有余但现实力度不足而略显单薄、片面，莫言对历史的思索似乎更为深远。莫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对人性摧残和变异的残酷性。于是莫言以第二个维度来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即在困顿的苦难、荒诞的历史存在中仍旧有着对生命的坚守与崇尚。但这已经不再是初期创作中盲目的浪漫主义情怀，是在沉重沉郁、悲悯苍凉的历史中的升华，是在现实打磨、精神历练后的凤凰涅槃。莫言将历史的书写还原为人的历史，甚至是弱者的儿童的历史，用生命的本真体验、日常的生活经历去触摸历史的脉搏、历史的无常与残酷，更加显现出了弱势群体的卑微与渺小。如果就连历史都是荒诞无理的，人之生存的意志和信念又何所畏惧呢？因此，理性的光辉、救赎的方法再次回到对生命力的张扬，对顽强生命的赞美！无论是承载的人生，还是戏谑的人生，都是人物对历史的超越。 《生死疲劳》中西门闹从阎罗殿投胎转世不能自主，西门金龙以满腔热血迎合历史曲意逢迎不能自已，执着的“革命派”洪泰岳在历史的无常更迭中醉问世间人道、郁郁寡欢，在无常的人生、无序的历史中，人是那样渺小无助，我们都是一些“小人物”，历史鬼魅地一笑，人世险象丛生。而小说的灵魂人物蓝脸，正是以他的死理、他的“一根筋”捍卫着自己在历史中“小人物”的角色定位和生存真理。这是作品深层传达的意蕴所在，一轮皎洁明月，半边冥界蓝脸，一世单枪独马，深深扎根土地的坚定执着，让历史风雨飘摇，无奈兴叹。人，僭越了历史，嘲弄了历史。人，在历史的环境中，自有其自足自在的生存空间。 尽管，莫言总是以儿童这种戏谑的语言、游戏的态度、玩闹的形式来处理历史，但是他的历史观却并不因此而流于混沌和无序状态，在对传统历史正义的质疑与颠覆中，他始终不放弃的乃是人间的正义和人性的正义。他深知历史正义性的权威地位有多么强大，因此在写作之初，他的历史观就已经站在了对传统历史观挑战的位置上。这一立场让他无所顾忌地用夸张、反讽、戏谑、感性的叙述形式包裹主题意义上的强大批判性，用语言的洪流来冲击强大的历史成规。“他既抓住历史中的痛楚，又以他独有的话语形式加以表现，甚至不惜把自己变得怪模怪样。而历史只是在话语中闪现它的身影，那个身影是被话语的风格重新刻画过的幽灵般的存在。”[7](P267) 选择儿童视角，这样一个贴着大地行走的“仰视”视角，将当下的“我”与现实对话，将回忆中的“我”与反思沟通，稚嫩单纯的眼光正是力图消解全知全能叙述的权威性，借此逃避强大的历史既定逻辑。莫言总是在低处如同蛤蟆般运气，这是对唠叨的语言、纷繁的叙述的自信和胆略。他从容而自由，机智而幽默。以“儿童”的方式讲述历史，使得莫言的历史小说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观和思想内蕴。将沉重的历史与戏谑的艺术表达融合在一起，将历史的正义性与进步性消解于生命力的张扬与宇宙的浩瀚无穷中，将现实的残酷与真实放置于经验的荒诞与虚无中。“儿童”讲述的历史，是一曲古朴真诚的童谣往事，也是一段扑朔迷离的荒诞寓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