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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回溯中重返童年，并以儿童“此在”的态度、视角、立场和口吻叙述原初态的历史景象，正是这一代作家的深刻所在，他们在“诉说历史的同时，时时让人感觉是一种现时状态中的观照，一种现在对过去的追忆和探寻，在类似对话的情境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进入，这是对以往集体经验中的史诗性和正史小说的反拨与颠覆”。[2]可以说，正是在儿童视角轻松、诙谐、随意、唐突的叙述中，历史开始从神圣、冰冷、沉重的祭坛走下来，演绎关于生存、生命、人性的历史“具象”感悟。 儿童在自我认知以及社会习得方面存在的欠缺，恰好使得他们在看待事物时保存了原始的情愫与感受，注重感性与直觉，少有理性与思考，直觉引导，率性而为，使得他们所见的世界是被呈现的，而不是被阐释与评价的。因此，在儿童视角下展开的叙述，没有历史的切近目标、利益取舍，更难有所谓的影响意义。在孩子们的眼中，最先关注到的自然是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本能和景象。 历史就是人的生存图景。《红高粱》在“我”的视角下展开，在“我爷爷”、“我奶奶”的回忆中回溯，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并非是人物命运、故事情节进展的鹄的，祖辈们快意恩仇、敢爱敢恨的率性人生如同甘醇的高粱酒般使“我”迷醉。在土匪、官逼、日本侵略者的多重倾轧和掠夺下，余占鳌成为了土匪和抗日英雄的双料选手，在意识形态下看似矛盾与悖反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却和谐地融合在余占鳌的精神血液之中。可见，余占鳌并非是在民族大义、爱国精神的引领下从“草莽”成长为了“革命英雄”，一切皆来源于侠肝义胆、霸道专横、敢爱敢恨的生命内驱力。在莫言看来，对个人生命力的崇尚与弘扬，才是通往民族复兴与繁盛的文化之根。小说中革命阶级、革命立场和历史理性都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欲望和暴力推动历史的走向，私欲化的历史、荒诞不稽的历史的呈现和书写。 《丰乳肥臀》以“永远长不大”的上官金童的视角展开叙述。这部透示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文学巨献，在动荡纷乱的历史中交织着芸芸众生悲苦、凝重的命运。作品在开篇就大开大合，仅用九章共三十四页的篇幅，将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人的命运，用紧张的气氛、急促的叙述、跌宕的情节席卷而来。小说虽然在宏大、尖锐的时代历史背景下铺开，但却并未沿着历史的轨迹发展，而是更多戏剧化地呈现出个人生命在历史浩劫、民族灾难中的生存状态和承受。日本人扫荡村子是小说的序曲，然而传统叙事题材中群众的奋起抗击与侵略者的野蛮残忍的主题构架却不在莫言的构思范围内。相反，纷飞的战火、荒诞的政权更迭并不能动摇上官鲁氏这个伟大面平凡的女人的强大的生命繁衍力和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正是这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养育了九个儿女，历经命运捉弄、战争侵害、政权更迭，她用坚韧正直的人性承载着苦难，用弱小卑微的生命书写着生命的尊严，她不但是这个家族的灵魂，更是屹立于历史、时代之上的精神丰碑。 莫言通过儿童视角重新建构了“另一个”时代和历史，不同于“官方舆论”的历史，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与评判总是一种“后知后觉”，不过是在事件、教训、经验之后的理性规约，也只有在时间和距离的疏远中才能够显现出它的面目，而这面目，带着时间的痕迹，带着民族、阶级、利益以及个人好恶的情感色彩，已经不再有真实和原初的样子。 莫言总是用追溯往事的方式回到儿童生存的年代，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那是一种感性的印象呈现，是历史的“当下”呈现。回到儿童的“当下”时代和历史中，我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看到这样的“七十年代”图景：没有政治激情高涨、人民生产干劲十足的“合作化”图景，而是乡村的秩序无常与混乱荒芜，人民的懈怠、松散与无奈。“公社社员”“悠悠逛逛地走到滞洪闸上”，“刘副主任”的英明指导与集体意志不过是“胳膊忽而扬起来，忽而垂下去”。这是黑孩眼中的无意识混乱，是黑孩眼中的迷惑无知，但也是作家莫言眼中的“20世纪70年代”图景，是成人以后的莫言的永久记忆，也是莫言的深思熟虑和历史判断。《飞艇》描写的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吃忆苦饭仪式。“忆苦思甜”本是在对过去艰辛生活的回忆中反衬现在生活的幸福美好，然而这场主题鲜明的教育大会却在七老妈的滑稽叙述中显现出历史的真相：“前些年去南山要饭，一上午就能要一篓子瓜干，这些年，一上午连半篓子也要不到了……要饭的太多了……”[3](P47)在七老妈的叙述中，究竟是这两年更幸福呢？还是前些年更幸福呢？在中篇小说《牛》中，老中农杜大爷因为想吃牛蛋未遂，所以对已经偷吃了牛蛋的少年罗汉回忆起了过去“吃肥牛肉喝热烧酒”的时代，由此引发了心存向往的小罗汉的质问：是不是旧社会更好？儿童所具有的祛魅性、原初性、直觉性都使得他的叙述构成了对“宏大”、“主流”历史的颠覆性叙述。当孩子用自己的未受世事浸染的眼睛看待“当下”时，杂乱、纷繁在所难免，但也同时开始企及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