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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诗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东北诗歌”一直由于诗人们居住地的改变而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一点一旦和那些出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东北，成为其他地区重要诗人的情况（如王小妮等）联系起来便会更加明显，反之亦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结合诗人创作实绩的前提下，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整体意义上的“东北诗歌”。 按照新世纪以来谈论某一地域、某一省份诗歌的习惯方式，即这一地区有哪些“知名诗人”可以代表其创作及成就，近年来东北诗歌在整体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诗人群及其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指出每一省份的代表诗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大致可以以李松涛、王鸣久、胡世宗、柳沄、巴音博罗、萨仁图娅、麦城、刘川、赵明舒、哑地、宁明、李皓、陈美明、大路朝天以及林雪、李轻松、宋晓杰、川美、夏雨、娜仁琪琪格、李见心、苏浅、王妍丁、玉上烟、微雨含烟、黑眼睛、苏笑嫣等为代表的辽宁诗人；以张洪波、孙慧峰、魏连春、胡卫民、谭广超、董喜阳以及南永前、额鲁特·珊丹等为代表的吉林诗人；以张曙光、桑克、马永波、李琦、冯晏、潘洗尘、潘虹莉、王雪莹、吴铭越、原筱菲等为代表的黑龙江诗人，从空间上描绘当前东北诗歌的版图。从这样一份长长的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些年东北诗歌在整体上可谓阵容强大，成绩斐然。当然，除了上述按照省份的方式认知外，近年来东北诗歌还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呈现出新的认知角度。比如，按照诗人的身份、性别、题材取向等，近年来东北诗歌就可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女性诗人”、“军旅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编辑诗人”等群落；而按照诗人走上诗坛的时间与个人的年龄构成，则又分为“1980年代诗人”、“1990年代诗人”、“新世纪以来诗人”和“1950年代出生”、“1960年代出生”以及所谓的“70后”、“80后”、“90后”诗人群。结合近年来东北诗歌发展的新趋向，上述诗人群体还可以从更小的单元进行划分，如从诗人较为集中的角度进行考察还可分出“大连诗人”等群体。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近年来东北诗歌本身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的状态之中，是以，越是想对近年来东北诗歌进行具体的归类，就越会发现这种归类在实践中会有不确切、不完整之处。不过，它却可以在那份长长的名单外，更为多元、繁复地拓展近年来东北诗歌的认知视野与角度。 谈及东北，总会让人自然联想到白山黑水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尽管简单从地域对诗歌影响的角度谈及东北诗歌难免会让人感到牵强，但以辩证的方式论及东北诗歌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显然是正确的。毕竟东北诗人在成长和写作过程中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是如此，因而，他们的诗中有意或无意出现属于本地的意象让人并不感到意外，相反地，这些独具特色的意象及语词会给读者带来某种新鲜感。以桑克的创作为例：《圣·索非亚大教堂附近》《圣·伊维尔教堂》等作品就与诗人的居住地哈尔滨的历史文化有关；名作《雪的教育》是一次近乎串起桑克成长至当下生存状况全部的精神记录，同时，也是集中体现其“地理意识”的作品。“在东北这么多年/没见过干净的雪”，城市居民的沮丧抱怨，轻易地将“雪景”置于一个地域视野之内，同时，也为下文的视角转换埋下伏笔。“乡下”、“森林”，雪“清洁”而富有“营养”，其美丽的姿态和安静的睡姿，联系起“我们童年时代/的记忆和几近失传的游戏”。然而，接下来的“在国防公路上，它被挤压/仿佛轮胎的模块儿。”却将诗人急待表达的意图之“位置”指点出来：“国防公路”延续着前面对城市和乡村的连接，同时又将诗歌赋予了重大主题意识。显然，诗人借助了自己熟悉的“雪”实现了一次从自然环境到主体自我的诗意转换。至于他在诗中所言的“我始终在雪仁慈的教育下”，则不但是关于地域的，同时，也是关于诗人自身的领悟，“雪的教育”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现实感。除在具体写作中通过自然意象和文化意象展现东北风情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书写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记忆及相应的个性气质。以辽宁诗人巴音博罗为例，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以《莽式空齐》《吉祥女真》《苍狼之舞》《黑水白山》崛起于诗坛的满族诗人，从一开始就以雄浑的气势、地域的色彩和原始的生命强力，将满族历史和黑土地风物带给了读者。“我是一个旗人，但我用汉语写作，我一直把汉语当做我的母语，这是一种悲哀呢还是幸福？当那条名叫‘女真’的河流从我们的血液中流注‘华夏’的海洋时，我时常被这种浩瀚的人文景观所震撼……”有感于汉语之灯的光辉，有感于文化交融时灵魂的震颤，巴音博罗穿行于时光的长廊，触摸历史和文化的脉搏，这使其从登临诗坛伊始，便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诗意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