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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完成的探索及其启示 由于现实的战乱环境牵拉和存在持续时间过短的限制，“中国诗艺社”在它生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形成什么显豁的潮流，甚至尚未脱尽稚嫩之气的艺术形态，还未完全将自己从《诗帆》诗群那里剥离开来。比如，它努力想沟通个体内心和大众的心灵，也因之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民族情绪记忆，但是，由于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都是相对弱质的知识分子，对进行着的社会图景这种陌生的表现领域不够熟悉，难以很快适应，所以在赋予其形式能力方面经常捉襟见肘，特别是仅仅具有一定的思考力而匮乏坚实的哲学意识支撑，决定诗人们自然无法从微小事物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掘诗意之美，使情感与表达泛化、形和质硬性焊接的痕迹不时显露，也就失去了走向大诗人的可能。像常任侠的长诗《麦秋》，对土地“母亲”的热爱之情真挚而热烈，有着感动读者的机制，只是这种情感及其传达上都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很多地方都没有走出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的荫蔽，因为过于拘泥而少绵长旷远的韵味。再像汪铭竹有时还停浮于本能欲望的渲染和“官能的爱”，他不厌其烦地礼赞贵妇人之“乳”，像《三月风》写“三月的风，溜入/少妇之胸际/双丘更毓秀了”，《乳》写“春风昨晚在你胸前作窠/一双小斑鸠/乃得比邻而居了”，都无太多的深意，也看不出表情达意的需要，有的还不无为写性而写性的嫌疑。同时，还有像《往者》(孙望)、《猫之恋季》(汪铭竹)等许多作品因为作者长期在旧体诗词中浸淫，知识分子腔和书卷气过于浓重，内容相对比较私密，固然有传统色彩的辉光闪烁，但也让一些读者体会到一种深深的隔膜。 不论“中国诗艺社”有多少缺憾，我们都必须承认，它的存在本身即昭示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写实与呐喊风气盛行的抗战最初几年，服务于政治成为所有具有正义感的诗人的不二选择，战前还十分活跃并且很有市场的先锋和现代潮流悄然分化，部分作者投入时代的合唱，有些人则关闭了歌喉，“提倡通俗晓畅的大众化语言，注重节奏和朗诵的自由体形式，构成了沦陷区和大后方共通的诗歌艺术标准”[2]，诗人们俯就与走低的做法，使中国新诗的艺术水准事实上呈现出一种整体下滑的状态。值此现代主义严重受损受压的时节，“中国诗艺社”没有在原有的现代派诗歌的老路上前行，而是以一反思立场和开放的气度，努力融汇中西，综合艺术和人生、形式和内容，向现实主义的广阔空间放眼，不啻弥补、修复了现代派诗歌存在的断裂，打破了抗战到194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沉落的迷信，让人们感到在现实主义诗歌君临天下的一片雄浑激越的战歌之外，当时的诗坛还有这样一种鲜活、深沉的诗歌景观存在，对主宰诗歌命运的大众化的褊狭、平庸之风有一定的抗衡和矫正作用，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达成互惠共赢的诗坛生态平衡格局，在保证自己活力的同时，丰富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或许，与思想意蕴上的探寻相比，“中国诗艺社”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更高一筹，它那种兼顾意味和形式二维因素的浑然的诗歌观念，那种带有理趣化的诗歌形态，那种调整现代主义、力图建立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的探险，尤其是敢于在艺术上取法海外、稳妥而超前地“提倡中国新诗在世界诗坛的地位”，“给标语口号化的浅薄的恶习以纠正”[9]，它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达以及对人民、自我的体验思索结合，不仅常常能够沟通个人体验和民族意识与情感，超越了1920年代、1930年代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纯诗追求；而且与大量的粗豪也粗糙的抗战诗歌比较，又表现出感受方式和传达技巧上的优越性，因为诗社多数成员具有古典文学的深厚功底，又注重民族诗歌精神的体现，所以，诗歌的情感、思维和语汇都有浓郁的中国化色彩，少欧化的弊端，加强了处理日常生活和审美对象的能力，促进了人们对新诗本体内涵丰富而绵长的思考。“中国诗艺社”的探索对未来的诗歌方向构成了一种引导和启迪，它虽然没有在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上走多远，但至少提供了一个路向、一种可能，而这些质素的输送对新诗来说，比一般性的“锦上添花”更有价值。 从1938年8月创刊，到1941年10月停刊，《中国诗艺》杂志只断断续续地出版过五期，存在了三年零两个月，即便后延至诗社丛书的最后一部，即程铮的《风铃集》1943年8月出版，“中国诗艺社”的历史也仅仅刚满五年。除了刊物的发刊词，它甚至没有自己的纲领、组织和宣言，只是相近的艺术主张与美学追求，将诸多诗人聚拢为一个相对自觉的诗歌群落。如果说“中国诗艺社”在新诗史上具有怎样特别重要的位置，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说它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恐怕也是违背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对它准确的态度就是打开存在的遮蔽，还其本真的历史面目。在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研究渐成显学的当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重要一环——“中国诗艺社”与《中国诗艺》杂志，也理应进入更多人的观照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