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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记忆与“沧桑之感、云亡之痛” 问题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秋柳》四首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剥离开来?或许不能直接说《秋柳》四首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但是诗中提到白下、洛阳、梁园等帝王之都，运用黄骢曲、永丰坊、扶荔宫、灵和殿等有关帝王生活的典故，诗中浸透了浓重的惆怅哀怨的情思，不是一再提醒我们此定非流连光景之作吗?王士禛在《秋柳诗四首序》中自道：“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这不是已经告诉读者诗中有“寄”“托”了吗?清代诸多的研究者从诗中也品味出了“沧桑之感、云亡之痛”，或许那些本事并不可信，但是诗中寄托了家国世变丧乱的“感痛”，是不容抹杀的，不能以“词不害意”来搪塞而不去探究。 撇开“本事”索隐的方法，去勾稽史料，考察王士禛作诗的历史情境和当下心境，对于理解《秋柳》诗的寄托微旨，是有帮助的。王士禛作《秋柳诗》时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就会试中式的“早达”青年⑩，为什么不能意气风发、充满豪情，而是在诗中有如许的莫名的惆怅呢?这大约不能仅仅归结为“仆本恨人，性多感慨”的性格因素，而是与他的早年经历、少年记忆有着直接的关系。 王士禛少年时居住在山东新城，亲身经历了流贼的屠杀和异族的蹂躏，王氏一门，死者十余人，凄惨的一幕幕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一再记述崇祯年间的家国灾难。据《陇首集》附载《明史·忠义列传》(11)，崇祯五年十一月(1632)，吴桥兵变(12)，南陷新城，王士禛的伯祖王象复及其子王与夔死之，时在王士禛出生前之两年。这样的家族悲剧，他年幼时应该有所耳闻。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清兵破新城，即“壬午之难”，王士禛伯父王与胤的长女、儿媳，伯父王与朋和两个儿子王士熊、王士雅等十余人死之，时王士禛已八九岁。这场惨烈的家国之难，在少年王士禛的心灵上留下了沉痛的创伤。他一生都在反复回忆那一幕幕凄惨的场景，如《古夫于亭杂录》卷三记载“从兄孤绛(按，王士纯，从伯父王与夔子)，殉崇祯壬午之难”。又，《五烈节家传》记载，“壬午冬，清兵再入关，以十一月至济，二十九日驻兵。新城沦陷。十二月初一日，伯母孙孺人(伯父王与龄妻)投井死，二子士瞻、士鹄守城，士瞻死于兵。士熊、士雅，皆守城死。”在《五烈节家传》里，王士禛还特别回忆了当时亲眼目睹他的母亲与堂嫂张氏(王士和妻)对缢自杀的一幕情景： 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张氏)自经东阁中，以发覆面。初，先宜人与张对缢，先宜人绳绝不死。时夜中，喉咯咯有声，但言渴甚。士禛方八岁，无所得水，乃以手掬鱼盎冰进之，以书册覆体上。又明日，兵退，得无死。视张，则久绝矣。(13) 这是多么惨烈的一幕景象啊!给年方八岁的王士禛的幼小心灵蒙上了阴影，记忆深刻，多年以后细节都历历在目。王士禛在文中赞叹曰：“壬午、甲申之间，诸母而下，节烈辈出!” 一年多以后的“甲申之变”，王士禛十岁，家庭又遭变故，伯父王与胤一家多人殉难自杀。(14)关于此事，王与胤在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二十六日绝笔书《自撰圹志》中记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因为上疏劾总兵官邓玘纵兵殃民而被罢归。家居已九年，本指望养亲教子，闭门读书，以终天年，“不意京师卒破，圣主以殉社稷上升。余闻之，雪泣沾衣，即欲攀龙髯而授命，特以望九老父，未有归着，欲奉之走海滨，老父以祖宗坟墓故，入舟复返。余不敢强，相次归家，遂偕妻于氏、子士和，并命于寝室。命也如斯，可奈何!”(15)王士禛在《世父侍御公逸事状》里记载曰： 世父侍御公讳与胤，字百斯，大父方伯公次子也。……甲申三月，闻流贼陷京师，泣涕不食。买舟利津之三汊，将浮于海。闻海道梗，夜起投水，为家人所持，不死。买冰片潜服之，又不死。乃舍舟归里，笑谓家人曰：“吾不死矣。”家人信之。伺少怠，夜半登楼，与孺人于氏、子廪生士和同缢死，甲申四月二十六日也。留绝命词壁间，遗命薄葬，公死时年五十六，孺人少于公一岁，士和年二十八。……公死时，士禛方年十岁，稍长，与四方贤士大夫游，恐世父之事遂湮没而无传也，既乞能言者为志表传赞。(16) 伯父一家殉国而死，这是王士禛在世变中又一次亲身遭际的丧乱之痛，后来在《五侄墓志铭》等文里，他还一再提及。《分甘余话》卷四，王士禛还记述先伯父王与胤《咏梅》“南枝与北枝，不作春风格”等句，陈伯玑评曰：“公忠烈之性，已见于此。”若深文周纳的话，此二句正是有违碍字句。 令年轻的王士禛悲痛的不只是伯父的殉难，更在于伯父的忠烈没有剖白于天下，没有得到新朝的认可。顺治十年六月，清廷颁诏，“赐故明殉难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及太监王承恩十六人谥，并给祭田，所在有司致祭”(《清史稿·世祖本纪》)。汪琬《御史王公传并赞》云：“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诏礼官具甲申死难诸臣本末上之。为之临朝太息，特命赐谥，宣付史馆，甚盛典也。凡蒙赐谥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独不得与，议者至今惜之。”(17)因为王士禛的伯父殉难时居家，已无官职，因此不在旌表赐谥之列。汪琬同文又记曰：“予友王子贻上，痛从父之不得闻于朝也，以其事寓予。”正是这种悲痛、遗憾与不平，促使王士禛花费心力，请陈允衡、钱谦益、汪琬、朱彝尊、杜浚、纪映钟等撰序、传、赞、墓表和跋，甚至自作了一篇《明史·忠义列传》作为附录，并在康熙二年(1663)刊刻了伯父王与胤的《陇首集》，表彰伯父的忠烈，立传不朽。(18)这既是抚慰伯父亡灵，也可说是对自身心灵创伤的一次安抚。从顺治十年清廷给殉故明之难者赐谥，到康熙二年伯父《陇首集》的刊刻，正是创作《秋柳》诗前前后后的几年时间，或许我们并不能同意方功惠把《秋柳》诗(其二)“不见琅琊大道王”一句直接解释为“痛诸父也”(19)，但是，说伯父殉国等家庭丧乱变故在王士禛心头上一直盘旋，为《秋柳》诗的创作奠定了情感的基调，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吧! 在明清世变中遭际丧亡离乱的不仅是王士禛本宗，他的元配张夫人一家也未能幸免。王士禛《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云：“甲申之乱，公兄弟携百口南渡，侨居金陵。乙酉去金陵，转徙京口，外舅以疾殁于金沙。宜人随诸母崎岖兵间，备历艰厄，丙戌始归故里。”(20)岳父逃难，病死于外。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四年以后，王士禛与张氏成婚。在创作《秋柳》诗之前，王士禛定当备悉夫人张氏一家甲申年的艰厄，加重了他的丧乱之痛。 翻阅王士禛文集，他有不少文章如《任民育杨定国传》、《刘孔和王遵坦传》、《孝廉申君观仲墓志铭》都记载了耳闻目睹的明末忠烈死难的悲剧。(21)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少年记忆；但是若《张先生传》记载新城人张心勿之兄“死戊寅济南之变”，《刘烈妇郝氏传》记载“明崇祯四年，叛将李九成等发难吴桥，反戈而南，破山东一郡五县，杀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刘前徽妻郝氏死之”，这些发生在家乡的悲壮故事，他应该早有闻见，这构成了他少年记忆的一部分。 可见，王士禛少年生活于兵荒马乱的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特别是在八岁的“壬午之难”、十岁的“甲申之变”时，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这些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记，也是塑造他“仆本恨人，性多感慨”性格的重要现实因素。我们不能说《秋柳》诗就是吟咏壬午、甲申的本事，但是少年饱经丧乱留下的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的《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这种丧亡、世变感无疑是有现实基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