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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顺治十四年八月的大明湖秋柳社，是父祖辈都经历了晚明政治倾轧，自身也遭际农民起义军逼杀崇祯帝、清军入关肆掠的惨痛世乱的一群年轻人的雅集。他们赋《秋柳》诗，有着难以显言的伤心处。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是猎取功名，晋身仕途，以期重振门楣，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 关 键 词：王士禛/《秋柳》诗/少年记忆/世变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与近现代诗学的变与通”(项目编号：12BZW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兴陆(1971- )，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 200433 一、《秋柳》吟成费注笺 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二十四岁，八月集诸名士于济南大明湖畔，作《秋柳》诗四首，远近传唱，和者数百人，后人也多追和之作，成为清代诗歌史上一桩盛事。然而，王士禛的诗虚灵婉约，不免浮泛空滑，时人讥其“诗中无人”，早年的《秋柳》四首已逗露这一特征，沈德潜就曾批评这四诗“不切秋，并不切柳”①，有脱空的毛病。甚至有人说原唱不如和作。如盛百二谓《秋柳》之众多和作，当以顾炎武、曹溶二公为最，即原唱亦不及也。顾炎武诗末“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二句，曹溶诗起句“陵原上百花残”，意旨显然，“皆是诗中有人”②。谭宗浚比较王士禛和顾炎武二人的《秋柳》诗曰：“尚书文藻剧蝉联，《秋柳》吟成费注笺。果否胜朝桑海感?悲凉翻逊顾圭年。”自注：“顾亭林亦有《秋柳》诗，似指前代宗藩之沦落者。词意凄婉，似在阮翁之上。”③晚清时的吴仰贤也认为曹溶、朱彝尊、徐夜等人的和作“风格老苍，远胜原唱”④。朱彝尊《同曹侍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五六句“亡国尚怜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徐夜《和阮亭秋柳四首》其二“美人迟暮何嗟及，异代萧条有怨思。日夕相看犹古道，汉家宫树半无枝”也直接点明叹息亡国、异代的主旨，意思更为显豁。从这些唱和诗来看，当时人从王士禛的原唱中领略到了世变兴亡之感，并作了呼应和引申。 然而，到底王士禛的《秋柳》诗主旨是什么?是否有“本事”?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面，后人纷纷探究，而莫衷一是，然大体上是在“政治”与“美人”之间徘徊。最早是乾隆九年(1744)屈复的《王渔洋秋柳诗四首解》刊刻行世，屈复解释这四章“皆寄刺南渡之亡也”⑤。屈复虽然年辈较晚，生于康熙七年(1668)，但不做清朝的官，有强烈的民族思想。他看透了南明小朝廷的内讧和腐败，所以对王士禛的《秋柳》诗作如此解读。屈复《和王阮亭秋柳韵四首》其一曰：“一枝难系王孙住，重荫东南未可论。”更是直接点明了主旨。当然这只是屈复的理解，不一定符合王士禛原诗的本旨。屈复的解释后人褒贬不一，姜恭寿赞其解“甚为平允”，姚莹批其“大旨已非”。在乾隆年间，屈复的解读差点儿给王士禛诗歌带来灾难。据陈康祺《郎潜纪闻》等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某礼部尚书曾掎摭王士禛等人诗中“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枢廷集议，管世铭判定语意无违碍，终免遭一劫。管世铭追纪其事云：“诗无达诂最宜详，咏物怀人取断章。穿凿一篇《秋柳注》，几令耳食祸渔洋。”⑥ 继屈复之后，刊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伊应鼎《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随文笺释，谓“娟娟凉露欲为霜”一首“可与《板桥杂记》参看”；谓“东风作絮糁春衣”一首“当与庾信《哀江南赋》并读之”，意即《秋柳》诗蕴含着易代世变的“沧桑之感，云亡之痛”。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李兆元刊刻《渔洋山人秋柳诗笺》，解释第一首是“吊明亡之作”，第二首“为福王作也”，第三首“为南渡遗老诸公作也”，第四首“专为福王故妃童氏作也”，梁章钜称赞李兆元的笺注“钩深索隐，虽未必尽合渔洋本旨，而旁引曲证，要可谓之善说诗者”。但梁氏又说屈复的注解“大略与李瀛客(兆元)同”，则未能深辨屈、李之异。其实屈复和李兆元的立场是有明显差异的，屈复虽然不是遗民，但带有浓厚的遗民思想，解释此四诗“皆寄刺南渡之亡也”，谓王士禛作此四诗讽刺南渡小朝廷不能匡扶社稷；但李兆元是站在大清顺民的立场，如解释第三首曰：“好语西乌莫夜飞，则以我国家奉天承运，代明复仇，闯、献余孽，胥已歼灭，不必复效沈攸之妄兴恢复之兵，自取亡败也。”何士祁题李兆元笺注曰：“珍重西乌莫夜飞，先生托兴亦何微。若教三逆知前鉴，早向军门卸铁衣。”⑦概括了李兆元笺注的主旨，但这是否捉定了王士禛《秋柳》诗的本意呢?恐怕未必。 同治年间王祖源和郑鸿都将《秋柳诗》解释为“吊明亡而作”，基本上是沿着李兆元的方向，勾稽本事，牵连史迹，各作比附。至光绪十二、十四年，徐寿基的《秋柳诗诠》、高丙谋的《秋柳诗释》都否定“思明说”，提出“渔洋当日实为福藩故伎郑妥娘作”的新说，他们的理由是王士禛的外孙朱晓村有《秋柳亭图》，座中绘一女子，其画幅跋语谓“文简公《秋柳诗》，为明福藩故妓作也”，似乎言之凿凿。其实，朱晓村所画《秋柳亭图》更可能是在乾隆年间“文字狱”风声日紧时的一种障眼法，并不足以据此上探《秋柳》诗的本事。⑧ 此外还有其他的种种解释，都是在上述两类解释的基础上随意引申，无足深辨。至20世纪80年代初，苏仲翔先生调停“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家之说，谓二者“貌异心同，不必强为分辨，词不害意可也”⑨。李圣华先生的《王士禛〈秋柳四首〉“本事”说考述》考辨各种“本事”说多是附会增饰之论，认为“四诗咏柳物写心，感慨历史变幻、繁华易逝、人生多愁，呈现出一片迷蒙幻灭之感。这种伤感与明清易代有一定的关联，但我们却不必将它说成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的确，古人解诗好穿凿附会，粘着史事。谓《秋柳》四首句句隐讽某人某事，每个意象都有深意，这样的索隐确是附会增饰之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