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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与摩登 《摩登》是上海《中央日报》创设的第一个副刊，从报纸创刊的第二天即1928年2月2日起，到3月13日突然停刊，共发刊24号。如果说通过《红与黑》这一最后副刊，我们能看出《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在革命与反革命交织中的复杂性和含混性，那么通过《摩登》这第一个创设的副刊，我们可以洞悉《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主导方向，至少是创办者所期待的方向。 关于《摩登》的主编，学界一般认为是王礼锡或田汉，或者是王礼锡和田汉共同主编，不过，根据田汉在《摩登》副刊上所作的《黄花岗》序言部分记述，“黄花岗一直没有写完，《中央日报》出版邓以蜇先生主编《摩登》又以写完此篇为嘱”(35)，这明确无误表明主编是邓以蛰。但在《摩登》副刊中，最关键之人还是田汉，从整个《摩登》24期上发表作品来看，田汉一个人超过总篇目半数之多，署名“记者”的《摩登宣言》就是田汉所写，后收入《田汉文集》。 近些年来，研究界对“现代”和“现代性”的关注持续不断，可不少研究者都是从西方理论预设出发，寻找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来印证，很少有人真正深入到历史现场中考察国人对“modern”的认知理解。《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作家如何阐述现代，如何探索摩登文艺的建构的上佳史料，可是学界对此却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 早在留日期间，田汉就和郭沫若、宗白华在信中畅谈他有关“Modern Drama”的构想，感叹中国研究和关注这一命题的人太少。田汉在有的地方把它翻译为“近代剧”，即把Modern译为“近代”，思考中国传统戏曲的摩登转换(36)。上海《中央日报》创立之初，田汉和一群志同道合者继续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的“摩登”转换，如邓以蛰之前也曾涉及戏曲转化这一命题；王礼锡在《摩登》上发表《国风冤词》，反复提到“摩登”和“摩登精神”，他要做的就是揭示中国传统文学如《国风》中被遮蔽的抗争的摩登精神(37)；常乃德也是用摩登精神来重新审视被当时统治者所排斥的柳子厚(38)；其他文艺副刊如《艺术运动》、《中央画报》的编者林文铮、林风眠也是探讨中国画和艺术的摩登化命题。《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上的诸多理论文章、批评、创作以及翻译作品，都展示了中国文艺界探索和实践现代性的复杂历程，也体现出《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活力与开放。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田汉等通过《摩登》副刊塑造了一个关键词——“摩登”，1934年“摩登”已经广泛出现在上海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申报月刊》对这一词的词源考察指向了田汉，“即为田汉氏所译的英语Modern一辞之音译解”(39)。摩登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音译，正是由于田汉以及《摩登》副刊的赋予，使得这一语词有了比“近代”、“现代”更复杂的历史内涵和理论维度。 首先，从田汉的《摩登宣言》及这一副刊上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来看，田汉他们是明确把摩登和革命关联起来，和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革命联系起来。《摩登宣言》中明确提到：“中国国民党者，摩登国民运动，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也。国民党之存亡亦观其能摩登与否为断。励精国治真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所谓摩登之国民党也。反此则谓之‘不摩登’，或谓之腐化恶化，自速其亡耳。”(40)由此可以看出，田汉包括王礼锡、邓以蛰、徐悲鸿、林文铮等《摩登》参与者，大家有一个共识，即摩登和革命、抗争相辅相成，革命精神产生摩登，摩登与否亦与不断革命相关，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前文曾有提及学界对现代性的火热关注，可在这些“现代”探讨热背后隐含了用“现代观”取代“革命观”的逻辑，显然这未必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思维逻辑，至少和《摩登》副刊所展示的不相符合。摩登这一语词远比“现代”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加传神，更加丰富和复杂。学界的确有关注“摩登”，尤其自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41)出来之后，摩登这个词语就迅速被热炒，为研究者广泛使用。但是不少研究者并没有厘清摩登和现代之间的区别，包括李欧梵自己都是在混用这两个语词，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欧梵和不少研究者把革命和摩登对立起来，认为革命话语压制了摩登，这显然是比较片面的。与此同时，摩登越来越被赋予一种欲望和消费的含义，甚至是庸俗化的意义，例如学者解志熙提出了摩登主义的说法，“这样一种复制‘现代’所以貌似‘现代’、但不免使‘现代’时尚化以至于庸俗化的文化消费和文学行为方式，就是‘摩登主义’。”(42)张勇在对“摩登”的考辨中也指出：“其逐渐偏向于‘时髦’的意思，开始与‘现代’分野”(43)。 事实上，不论是把现代观和革命观对立起来，还是认为革命压制了作为消费的摩登，都并不符合“摩登”的本意。从《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及当时文艺创作来看，革命和摩登是如此紧密相连，在《摩登》副刊上，大都是因为其“革命”而彰显摩登价值的作品。徐悲鸿的《革命歌词》为革命呐喊；田汉的重要作品《黄花岗》，是他革命戏剧的一部大作；林觉民等人的革命精神曾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田汉原本在《摩登》副刊上要完成革命三部曲“三黄”系列，除了《黄花岗》其他两部并未完成，写武昌起义的《黄鹤楼》，写南京抗帝的《黄浦江》，都因《摩登》副刊的停刊而终止了写作计划，后来和计划大不同的《顾正红之死》算是《黄浦江》的一个小片段。在田汉等人看来，这些弘扬和表现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摩登文学。 其次，有关摩登和革命何以能结合而不是相悖，田汉和《中央日报》文艺副刊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革命之魔和摩登之摩的契合。创刊号《摩登宣言》中田汉开篇就昌明，“欧洲现代语中以摩登一语之涵义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44)；也是在《摩登》创刊的第一天，田汉发表《蔷薇与荆棘》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他援引厨川白村论文《恶魔的宗教》中的观点，“经典和武器，宗教和征服，本是难兄难弟，正和寺院的法典与银行账簿，说教僧与奸淫妇女是跟着走的一样”(45)，他提出“荆棘”也随着“蔷薇”。文学要从荆棘之路的反抗与挣扎中走出，化为蔷薇，田汉甚至还引用了《浮士德》中的魔与神来喻示奋进。《摩登》停刊之后继而创办的《文艺思想特刊》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林文铮翻译的《恶之华》，在译者自己看来，波德莱尔的作品是对传统希伯来神的艺术传统和希腊美的艺术传统的恶魔式反叛。无独有偶，田汉舍弃“近代”、“现代”的称谓而选择把modern音译为“摩登”，也因为“摩登”这一词天然蕴含着“魔鬼性”，当时词典在解释摩登时都会提到首要意义即“作梵典中的摩登伽解，系一身毒魔妇之名”(46)，后来上海流行的摩登女郎，尤其是革命文学中大量出现摩登女郎，既承载着魔鬼式的诱惑、欲望，又最终皈依革命真理正道，这些我们似乎都能在阿难和摩登伽女的典故中找到原型，后来田汉的名作《三个摩登女性》是再好不过的说明。 革命和摩登基于魔性的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魔力，这种魔力也因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而变得无可遏制，比如像弥尔顿巨著《失乐园》那样探究革命之魔和宗教之圣的关系，像雨果和狄更斯那样思考革命。事实上，田汉所引用和乐道的《浮士德》就有对魔的力和神的力的复杂探索，而田汉在《蔷薇与荆棘》中对神的力并无多少感触，更感兴趣那促使人前进的魔力。如田汉所宣称，“居摩登之世而摩登者无不昌，不摩登者无不亡，伟哉摩登之威力也”(47)，当革命和摩登的魔力一旦开启，就势不可挡，永无止境，不断向前，甚至把曾经的倡导者田汉落在后面。田汉在《摩登》副刊大谈国民党革命和摩登，陈明等一群南国社的青年们独立出来另组摩登社，批评田汉的落伍和不够摩登，开始“转向普罗文学靠拢了”(48)，不久之后又有更摩登的“摩登青年社”宣告成立，发起人就有著名诗人白莽。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摩登和革命，只有更摩登，最摩登，更革命，最革命，一场伟大的革命总是另一场伟大革命的驿站，摩登总在孕育着更摩登的出现，革命和摩登的潮流永不停息，滚滚向前。甚至革命和摩登的理念和内容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追随革命的潮流。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稳固，当权者挂着革命尚未成功的口头禅却在执行稳定的文化理念，田汉弘扬革命精神的《孙中山之死》被戴季陶批判最后乃至禁演，正如上海《中央日报》因为其激进革命而被停刊。但革命和摩登的潮流却无法停止，青年们继续追随和寻找，只要能继续革命就是摩登，否则就是落伍。《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及其编者也自此有了分野，田汉选择迎头赶上，完成“我们的自己批判”；沈从文坚守自己的“落伍”，选择了不摩登，尽管他坚信自己是真革命但却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时髦姑娘丁玲和胡也频选择摩登，也就选择了继续的革命。当南京复刊后《中央日报》和其文艺副刊不再“摩登”，不再有各式各样革命理论的探讨争鸣，不再有像《恶之华》这样的法国文学作品译介，它也自然被视为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对立面。但无论如何，上海《中央日报》及其《摩登》、《红与黑》等副刊，为我们留下了红与黑交织下的摩登，实在值得我们细细探究和分析。 总之，从多维的革命视野出发，我们就可发现，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革命性毋庸置疑，而且无比丰富和复杂，是革命文学谱系中的重要一环，红与黑交织，既展示了革命中血与火的鲜红，也提供了革命中幻灭的暗黑，这才是完整的革命文学，也是极具意味的摩登文学。可是在革命和摩登的魔力推动下，后来者总是以更革命和更摩登的姿态轻易否定曾经的革命和摩登，最后只能把1928年革命文学描述成突变，对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重新考察，既是对革命文学谱系的重新梳理，也是在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重新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