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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革命中的“红”与“黑” 副刊《红与黑》并非是上海《中央日报》创立的第一个副刊，但它是最后一个副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副刊。从期数上来说，共出刊49期的《红与黑》远远多于上海《中央日报》其他副刊，如出刊38期的《艺术运动》、31期的《文艺思想特刊》、24期的《摩登》等等；就是放眼民国时期所有的《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在期数上也是排列前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编辑或参与《红与黑》副刊的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在后来的文学史上都鼎鼎大名，《红与黑》副刊对三人之后的文学走向和文学史定位都有重要影响。可这么重要的一个文艺副刊，学界除了一篇论文《从〈红与黑〉到〈红黑〉》(17)稍有涉及之外，其他也大都是在论述沈从文、丁玲时简单提及。颇有意味的是，后来不管是沈从文还是丁玲，都有意淡化和回避他们与《中央日报》及《红与黑》的关联。 丁玲特别强调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是由于沈从文的原因，“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预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18)。在沈从文的记述中，彭学沛和胡也频原本相熟，是彭直接找的胡也频，“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浩徐，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去养病，又从北方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定名就叫《红与黑》”(19)。“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浩徐，找海军学生去编辑那报纸副刊，每月有二百元以上稿费，足供支配。三个人商量了一阵，答应了这件事后，就把刊物名为《红与黑》。”(20) 到底真相是什么?因为没有直接而明确的材料，所以也许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但是后来各方对此事的描述尤其是充满缝隙的描述，恰恰是我们分析的重点，据此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红与黑》副刊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在丁玲后来的记叙中，胡也频编辑《红与黑》包括她参与此事是碍于沈从文情面，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说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报纸是国民党创办的。这基本不合乎情理，对当时的胡也频和丁玲来说，参编《中央日报》副刊不仅意味着丰厚的收入来源，也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文学梦想的实现，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就糊里糊涂参与进去，也不可能不了解《中央日报》的党派背景。胡也频他们编辑副刊以及发稿时，曾有友人提醒他们注意政党、党派和颜色。胡也频在副刊上明确答复：“又有过朋友来向我说，要我不要乱投稿，有些地方是带着某种色彩，投不得的。我默然：——的的确确，对于眼前的国内各种党呀派呀的区别，我是一点也弄不清楚，这事实，正像那卖茶食和蜜饯的‘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和‘只此一家’的‘真正稻香村’，一样的使人要感觉到糊涂了。我想，单在要生活的这一点上，把写好的文艺之类的东西去卖钱，纵然是投到了什么染有颜色的处所，该不至于便有了‘非置之死地不可’的砍头之罪吧。”(21)很显然，胡也频这话是明显针对当时各党各派都争相把自己塑造为革命的正统，并由此映射当时火热的革命文学论争。 8月14日《红与黑》刊登了《一个观念》，文章未署名，一般都认为作者是编者胡也频，这篇文章是《红与黑》创刊将近一个月后首次亮出编者的文学理念和办刊宗旨。“凡能把时代脉搏，位置在艺术上，同时忘不了艺术的极致，是真，美，善，是真实，自由，平等的拥护，是可以达到超乎政治形势以上更完全的东西，看不出势力，阶级，以及其他骇世骗人工具的理由，有了这样感觉而在无望无助中独自努力者，我们是同道。”(22)文章中更是讥讽了“阶级”、“盛名的战士”、“革命作者”等名目，认为这都不过是“竞争，叫卖，推挤，揪打，辱骂，广告，说谎，诅咒”的体现，而他们甘做“愚人一群”的“呆子”，踏踏实实写作。很显然，以后来者眼光看来，这些观念——对革命文学的讥讽和针砭，绝不像是胡也频的，倒是完全符合沈从文，在凌宇的《沈从文传》中，“呆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一个观念》没有署名，或许是三人共同的主张，但悖论之处在于，胡也频所编副刊本就隶属《中央日报》，而胡也频却在自己副刊中宣告超越党派和颜色之纠缠，更有意味的是副刊本身就是鲜明的颜色命名——“红与黑”。胡也频对“颜色”、“色彩”的在意，对色彩之下革命的关注，并非从1928年《红与黑》副刊时开始，早在北京孙中山去世时，胡也频就明确谈到了颜色和革命。“抱着真正革命的志向是不在乎得了个国民党党员的徽章。因此，我到现今还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正因为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所以对于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要沉痛的说几句话，大约不至于竟犯上‘色彩’的嫌疑罢!”(23)文中胡也频更表达了对一般民众和有些大学生排斥革命的“那颜色”的强烈愤慨。 胡也频的这种矛盾恰恰是“红与黑”的最好注解，他一边讲着对颜色和革命的超越，一边注目着革命和各种颜色。他所谓的超越阶级、政治势力的艺术极致追求，确有长久以来他身上唯美主义因素的影响，但并非以此来否定革命和革命文学，而更多体现着他对拉大旗作虎皮风潮的不满，这一点倒与当时和后来的鲁迅相同。胡也频曾借鉴鲁迅《药》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小说《坟》(24)，讲述一个青年革命者被枪决后，负责处理尸体的四个工人认识到青年是为了他们才被无辜杀害，不忍把青年扔在乱坟岗，为其修坟立碑并常来看他。四个工人常常感叹青年牺牲后的孤单，除了一只乌鸦停驻过坟头，居然没有任何人类来到，后来这四个工人也被警察抓走并杀害，墓碑被捣毁，只剩下孤零零的坟。小说甚至在结尾描绘到未来很多年，这坟在新时代成为跳舞的乐园。这篇小说除了受到鲁迅《药》明显影响之外，革命青年的无端被杀，工人意识的觉醒等等，毫无疑问展现出作者对时代的激愤批判和革命情怀。诗歌《一个时代》刊登在10月11日的《红与黑》副刊上，前一天《中央日报》刚刚举行隆重的双十庆祝专刊活动，国民党党政要人纷纷寄语献词美好革命时代，第二天胡也频在其诗作中描述了他眼中的这个时代，“刀枪因杀人而显贵，法律乃权威的奴隶，净地变了屠场，但人尸难与猪羊比价”、“人心如惊弓的小鸟，全战栗于危惧”、“铁窗之冷狱于是热闹，勇敢的青年成了囚犯”(25)。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来说，像《坟》和《一个时代》这样的作品绝对是革命文学的佳作，红彤彤的色彩非常鲜明，情绪饱满而又激烈。不过，在《中央日报》的《红与黑》副刊上，胡也频类似这样鲜红之色的作品实在太少，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另一种色调，极其压抑的苦闷、孤独、徘徊、幻灭、颓废，像诗作《遗嘱》、《寒夜的哀思》、《死了和活着》、《空梦》、《生活的麻木》……这一类的暗黑色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小说《约会》、《那个人》、《八天(一个男子的日记)》等也大都呈现同样的色调，主题基本是三角恋爱、恋爱的白日梦之类。 正是由于胡也频在《红与黑》副刊上作品的黑色基调，他的很多作品除了几部色彩鲜明者之外，都没有被选入到《胡也频选集》中，很显然这是后来的编选者刻意要过滤掉“红与黑”中的黑色。丁玲后来也为胡也频的黑色做了很多遮掩，并极力塑造胡也频的积极一面，甚至说他们逐渐学会了从政治立场上看问题，毅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红与黑》编辑工作。但这种大义凛然的气节很显然是后来的叙述，而非事实，《红与黑》的停刊并不是胡也频、丁玲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是整个报社所有编辑的集体辞呈，是上海《中央日报》整体停办并要迁往南京。在胡也频事务性启事宣布《红与黑》停刊的同时，报纸还醒目刊登了《本报停刊迁宁启事》、《本社工作同人启事》、《停刊的前夜》，以及主编彭学沛的《今后努力的方针》等，这些启事和文章一再表达了对停办上海《中央日报》的某种不满，甚至在回顾和对今后的建议中表明上海《中央日报》办报的整体原则，是通过揭露、批评、监督党和政府以图促进革命，不是炫耀功绩或遮掩问题。因此，我们与其认为是胡也频他们因革命的选择而主动放弃编辑《红与黑》，毋宁说这是上海《中央日报》全体同人的“革命姿态”展示。但在后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国民党党报是红色胡也频身上的一个黑点，所以要极力去遮掩去回避，完全无视当时红与黑交织的复杂革命现实。 如果说丁玲等人回避胡也频和《中央日报》的关联，这是怕《中央日报》的“黑”有损于胡也频的“红”，而沈从文有意拉开自己和《中央日报》的距离，则是为了回避他极为“鲜红”的一面，回避他曾有过的革命情怀和对革命政治的积极介入。沈从文提到这份报纸是彭学沛直接联系胡也频编辑，还有最明显证据是他说此时陪母亲在北京看病，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1928年7月沈从文在上海。的确，有关沈从文1928年在上海的史料非常混乱，各家的描述也很不一致(26)，沈从文自己说回到上海的日子大约是秋天，《吴宓日记》中则记载了7月30日他在从天津往上海船上和沈从文的初次会面(27)。而《红与黑》创刊于1928年7月19日，此时沈从文确实未在上海，可是沈从文又确凿无疑记载“红与黑”的名称是三人商定结果，这一副刊也是三人共同参与。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在沈从文去北京之前，他们三人已经商谈了编辑《红与黑》副刊之事。从《中央日报》和其副刊的设置来看，沈从文先和《中央日报》有联系，1928年2月23、27、28日及3月1日，沈从文的《爹爹》刊载于《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3月12、20、22、24日《卒伍》在《艺术运动》第4号和《文艺思想特刊》第1-3号发表。更值得注意的是，3月13日《摩登》副刊因田汉小说《亚娜》映射事件而匆忙停刊，沈从文的小说《卒伍》转移到新创刊的《文艺思想特刊》，《文艺思想特刊》没有明确的编者，基本上是处理了《摩登》副刊的遗留稿件以及《艺术运动》的一些分流稿件，《卒伍》则是这一副刊上为数不多的原创作品。很显然，临时的《文艺思想特刊》是由主编或其他艺术类副刊编辑代管，寻找一个文学家开设一个真正文学副刊是彭学沛的当务之急，而沈从文此时发稿在《中央日报》上，且变换副刊阵地，怕也不是偶然巧合，彭学沛理应在这个时间动员熟人沈从文支持或者加入《中央日报》副刊。这个时候即三、四月间也就是胡也频和丁玲来上海的时间，沈从文又拉好友胡、丁，他们商议了《红与黑》副刊的事情，只是胡也频、丁玲匆忙去往杭州，所以编辑副刊之事才未有结果。正因为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短暂停留就去了杭州，外人也难以了解其行踪，所以沈从文是《红与黑》副刊核心或联系人就更说得通，当然胡也频和彭学沛在北京时早已相熟也应该是事实，否则彭也不会放心把副刊交予胡也频出面来主持。 沈从文之于《红与黑》副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回到上海后副刊的变化，他的作品《上城里来的人》重新出现在《中央日报》前两天，即8月14日起《中央日报》连续刊发《本报副刊启事》：“本刊原有之特刊，除国际，一周间大事，及艺术运动外，其他如文艺思想，文艺战线，海啸，经济四种，改出《红与黑》。”(28)也是在这一天，《红与黑》副刊刊登未署名的《一个观念》和编者的《写在篇末》，这才是《红与黑》副刊理念的公开宣告，也是《红与黑》副刊大干一场的宣言。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述的《一个观念》中的观念更像是出自沈从文，自此之后沈从文开始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上城里来的人》、《不死日记》、《有学问的人》、《屠户》、《某夫妇》，这些作品中对“湘西下层人民现实与都市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描绘，在著名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看来，“预示着沈从文创作渐趋成熟”(29)。 另一著名学者金介甫也注意到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的变化，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政治意识逐渐浓厚”(30)，从他在《红与黑》副刊发表的最早的两篇作品《上城里来的人》、《不死日记》很明显能够看出变化的苗头。前者是对军阀侵害和掠夺乡村、奸淫妇女的控诉，作品已经隐约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待问题，沿着这一路数一直到1929年《红黑》杂志，沈从文又大量控诉不合理社会甚至从阶级对立来分析社会，如《大城中的小事情》，就写了工人受剥削和阶级对抗，这些作品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情怀比胡也频和丁玲要鲜明的多，比当时以及之后的诸多左翼作品要真切。《不死日记》似乎继续延续北京时代的自我书写，也有类似胡也频个人书写的苦闷、孤独与昏暗，但是更有一种强烈的不平和控诉，困苦、贫穷、受到书商的盘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似乎要么彻底的崩溃，要么绝望的抗争，包括1929年《红黑》杂志上的《一个天才的通信》，这些作品已经是个人书写的极致，下一步很自然上升到制度的控诉，也就是说我们在沈从文这一类极其暗黑的个人书写中，也总能感受到红色的革命情绪，比胡也频和丁玲更强的革命情绪。难怪金介甫这样评介《红与黑》、《红黑》时期的沈从文作品，“从这些小说一眼就能看出，不论就主题和题材方面看，都属于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左翼文学主流的范畴”(31)。可是，左翼文学主流从来没有接纳过沈从文，我们后来对于沈从文的“红”总是视而不见，即便是“红与黑”中的沈从文比胡也频还要更革命些，相反，我们还把他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黑的一面而不断强化，因为他总是讥讽和非议革命文学。事实上，沈从文嘲讽和非议的并不是革命文学观念，他反感的是那些不如他穷困也没有真实革命情感的人却大打革命文学招牌。并未在《中央日报》副刊刊登完的《不死日记》后边部分，沈从文记述了他和胡也频、丁玲8月14日步入上海文豪开的咖啡店，见到一些“光芒万丈的人物”，“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畅谈革命文学，沈从文“自己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还来玩弄这被嘲笑的心情”(32)，也就是这一天《红与黑》上刊登了《一个观念》表达了对“革命文学”的不以为然。沈从文对此事几天都未能释怀，就像阿Q被假洋鬼子抢走革命且不许自己革命的委屈和不满，他接连在日记中诉说真假思想前进和革命。“向前若说是社会制度崩溃的根原，可悲处不是因向前而难免横祸，却是这向前的力也是假装的烘托而成的，无力的易变的吧。真的向前也许反而被人指为落后吧，这有例子了。然而真的前进者，我们仍然见到他悲惨的结果。”(33)一面是自命的革命家，一面是真正孤独的革命者，结果就是“一群自命向前的人物”，“制这类俨然落伍者的死命”，并宣告自己的胜利。毫无疑问，沈从文对革命认知相当深刻，对革命文学论争也是一针见血，1928年的沈从文也坚信自己才是孤独的、真正的革命者，甚至宁愿以“黑”的一面、落伍的姿态来展示自己的革命和前进。 “红与黑”的确是大革命中最适合不过的题目，正如胡也频、沈从文、丁玲他们在《红黑》创刊释名时说的那样，“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34)。尽管在这篇《释名》中作者说他们只是把红黑作湖南方言横竖、横直的意思，但作者煞费苦心的阐述恰恰表明了“红与黑”的真实寓意。光明与黑暗、激烈与悲哀、血与铁既是交织在个人胡也频、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也是整个《红与黑》副刊、整个《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最好注解。在其他副刊如《摩登》中既有柏心《叛逆的儿子》吞食反动恶霸势力心肝的赤裸裸暴力诉诸，也有王礼锡《国风冤词》的含蓄表达；林文铮《艺术运动》、《文艺思想特刊》既有对西方唯美艺术的推崇，也有在翻译《恶之花》的告白中对撒旦式革命精神的呼唤。 正视大革命中的“红与黑”交织，我们发现了与过去不一样的胡也频、丁玲，也看到了更加复杂的沈从文，更是透过包括《红与黑》在内的《中央日报》副刊洞悉了1928年革命文学的丰富与多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