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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维革命视域下的《中央日报》及其副刊 1928年2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创刊，编列“第一号”，后来台湾的新闻史大都以这一天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开端。《中央日报》社也把这一天作为社庆创刊日，1978年的2月1日和1988年的2月1日，台湾相关机构都有隆重的《中央日报》50周年、6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日报社特别编撰了《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中央日报与我》、《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其中收录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为我们了解《中央日报》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其中有关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内容却很少。台湾学界虽然强调1928年《中央日报》作为党报的开创意义，但具体阐述和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即便在学者徐詠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发展史略》专文论述中，上海《中央日报》时期也都只是一笔带过，“是年杪中央决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于十七年元月一日创刊，日出两大张。旋中央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决定将上海中央日报迁京，是年十一月一日该报停刊。翌年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日报》创刊”①。而就在这一笔带过的论述中，作者还把创刊时间误作1928年元月1日。 相比较而言，大陆新闻史和学界似乎更看重上海《中央日报》，并把其视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重要一环来强调，这一部分甚至已经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学习和考研的重要知识点。然而，在各大教材和各种著述中有关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论述却错漏百出，例如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么关键的内容，各种教材和著述几乎都表述有误。从较早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到最近的各种《中国新闻史》的精品教材和规划教材②，包括极富特色摆脱以往革命斗争史观的《中国新闻事业史》③等，这些教材都一致认为，“丁惟汾任社长”，“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社长”。其实，不少教材的这一错误表述是从著名学者方汉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④而来，唯一以《中央日报》副刊作为主旨的专著《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作者也错误地把宣传部长丁惟汾视为社长。“1927年底上海《商报》停刊，国民党南京政府收购《商报》的设备，于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国民党宣传部长丁惟汾担任社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任总经理，彭学沛任总编辑。”⑤事实上，根据上官美博编撰的有关《中央日报》的“六十年大事记”和“本报历任重要人事一览表”，上海《中央日报》创办时“社长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⑥，同样曾担任社长的陶百川、程沧波等人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第一任社长是潘宜之⑦。和上海《中央日报》创刊关系非常密切的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提到潘宜之为社长，陈布雷的撰述是更可靠之证据，因为上海《中央日报》就是收购了和他渊源密切的《商报》而创办，有志于报业的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被视为是担任《中央日报》主编主笔的第一人选。陈布雷曾这样记载道：“已而《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字祖义)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然《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任编辑部事，成绩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坚辞焉。”⑧ 之所以有很多教材和研究者认为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中央日报》社长，是因为大家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即蒋介石的重新上台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进行思想和舆论管控，或是从第二任社长叶楚怆是中宣部长兼任推及而来，并把这些都纳入到国民党中央新闻事业统制的建构中。但实际上，不仅丁惟汾兼任《中央日报》社长有误，宣传部部长丁惟汾的说法更是错上加错。查阅有关丁惟汾的传记和记事，包括台湾政治大学有关该校重要创始人丁惟汾的介绍以及国民党的党史资料，从未有1928年丁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材料。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宁汉两方在党务上并未达成一致，有关各方的党部党务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丁惟汾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和蒋介石、陈果夫提议改组中央党部案，会议通过的最终改组方案是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⑨。很显然，把1928年2月1日创刊的《中央日报》描述为由宣传部长兼任的话，那也不该是丁惟汾而应是确定要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戴季陶。丁惟汾确曾有短暂兼任中宣部部长，但时间是1933年任职中央党部秘书长时⑩。由此可见，不仅丁惟汾没有兼任《中央日报》社长，1928年的中宣部部长丁惟汾更是子虚乌有，中宣部长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体现国民党集团控制新闻事业，这更是后来者主观立场投射下的事项呈现。 桂系主要人物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更能说明这份报纸及其副刊是如何颠簸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尽管作为社长的潘宜之并不能干涉主编彭学沛的具体工作，但整个报刊的命运多少和政治革命者潘宜之在大革命中的起伏相关联。潘宜之既是上海清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曾私自释放被捕的共产党首脑周恩来，更是娶了怀有身孕待决的女共产党员刘尊一为妻，难怪后来有通俗类读物记叙潘宜之题目为《扑朔迷离的爱国将领》(11)，其实扑朔迷离的革命家更为适宜，这也一再说明，我们需要在扑朔迷离的革命浪潮中探析《中央日报》及其副刊。1928年下半年随着蒋桂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而身为桂系主要人物的潘宜之则难逃漩涡，1928年底上海《中央日报》的停办直至在首都南京接续复刊，和蒋桂之间的纷争多少有关联。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实，有论者谈及这一时期《中央日报》为桂系所掌控，“掌控”同样把民国时期《中央日报》运行机制简单化，但至少说明，《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绝不是什么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舆论控制的体现，这也是上海《中央日报》不同于后来南京《中央日报》的复杂性、多维性体现。 我们不仅要正视上海《中央日报》和之后南京《中央日报》的差异，同时也需要关注它和之前武汉《中央日报》及副刊的关联。在重新编号的上海《中央日报》之前，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曾在武汉创设《中央日报》，著名的副刊大王孙伏园主编其副刊。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台湾新闻史论者有意回避武汉《中央日报》的存在，“民国十六年三月，汉口曾有《中央日报》之发刊，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五日停刊，计共发行一百七十六号，因为当时武汉政治局势，甚为混淆，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故本报仍以十七年二月一日为正式创刊之期”(12)。很显然，“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只是个说辞，而“政治局势，甚为混淆”则是史实，更明确说，当时宁汉双方正展开革命与反革命的相互攻讦。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基本上展示出武汉中央极其激进的革命态度，就副刊来说，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创刊不久就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曾登载了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还包含了鲁迅的演讲和一些文章。这些极其激进的革命理念和旗帜鲜明的反蒋姿态正是后来台湾史家无视武汉《中央日报》的原因，而武汉政府后来的“反革命”转向也成了大陆学界回避的理由。事实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同样是我们了解“革命文学”谱系的重要一环，而迄今为止学界少有人论及。上海《中央日报》固然不像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那样激进，不过，宁汉合作后各方虽然在北伐和“反共”的名义下党政趋于统一，但有关革命理论的阐述和建构却并未走向一致，反倒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多维化的特征。 上海《中央日报》的主编彭学沛在政治派系上被认定为是不折不扣的汪精卫改组派核心人物，事实上，彭学沛真正追随汪精卫是1929年之后的事了，所以有很多评论认为上海《中央日报》为汪派改组派所把持，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但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改组派一直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团体，从政治理念和革命理念上来说，彭学沛在1928年主编《中央日报》时较为接近改组派。改组派之所以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也得益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的革命理论宣传。陈公博的两篇重要理论文章《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以及创办的刊物《革命评论》，顾孟余创办的刊物《前进》等，在当时掀起了革命思想的巨潮，在国民党党员和革命青年群体中广受追捧，风行一时。陈公博在其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13)，国民党所代表的也应该是农、工、小资产阶级、商人以及学生群体；顾孟余在《前进》上则积极倡导加强国民党党权，力推党内外民主。 虽然彭学沛曾经在《中央日报》上撰文《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对陈公博氏理论的商榷》，与陈公博进行辩论，但彭文与其说是对陈公博的理论提出商榷，不如说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彭学沛提出国民党的革命基础还应添加资产阶级，而党和国家政府会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方针下限制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因此国民党是代表工农商资产阶级全体国民的全民革命(14)。彭学沛担任主编期间，《中央日报》一直努力建构和阐述国民革命理论，当然是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但不少论述和陈公博一样，在具体分析中多少受到阶级理论的影响。因此，在《中央日报》上我们很容易看到有关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苏联制度介绍的文章，其中不少就是彭学沛所撰写。与此同时，彭学沛在《中央日报》上推进国民党和政府的民主化，探讨党员的言论自由，这和曾经的武汉《中央日报》主编、后来的改组派中坚顾孟余观念较为接近。《中央日报》创刊当天彭学沛发表了政论散文《射进窗子的一线太阳光》，文章写道：“从此以后，在党的内部，在国民革命政府的范围内，一切政治活动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应当走上新的途径。那些老法门：阴谋，暴动，武力，再也不应采用了……在同一党里，在民主主义的国家里，要贯彻自己的政见，要克服自己的政敌，只有和平的讨论，剀切的说明。”(15)既倡议国民党内外民主，反对暴力无序，又号召改组国民党尤其是基层党组织，防止国民党腐化堕落，丧失革命精神。在《中央日报》上，曾刊登有一封浙江天台基层同志对全国党员的恳切呼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文章激烈批评了清党之后贪污豪劣、腐化分子趁机混入国民党内，致使革命精神失落。来信中甚至激愤谈道：“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如果说如此便是总理主义，则从今之后，谁不愿由总理之信徒，一变而为总理之叛徒?”(16) 彭学沛在主编《中央日报》时是否是改组派并不重要，也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但彭学沛和上海《中央日报》对革命理论的建构和提倡，对国民党民主和自由运动的推进，强化和重塑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以抵制腐化，甚至在《中央日报》上出现“反革命”式的革命呼声。这种不满现实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这种极其赤诚而又激进的革命姿态，无疑和改组派一样吸引了正在迷茫彷徨的革命青年和基层国民党员。虽然没有《中央日报》具体发行数量的统计，但是从报纸上不断扩充的行销处、代售点告示以及最后报纸终刊时财务报告的大量盈余来看，《中央日报》在接受少量党部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市场机制也是我们考察上海《中央日报》多维性的重要因素，迎合青年心声的“革命”远比所谓的思想钳制更符合当时的市场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老牌党报《民国日报》成为西山会议派保守言论阵地时，国民党中央要另外设立《中央日报》，并以极其革命的姿态压过了曾经积极倡导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民国日报》。可以说，左派、革命文学的阵地在1928年从《民国日报》转移到了《中央日报》，正是因为上海《中央日报》的“革命”和“左”的色彩，1928年10月底《中央日报》才会在所谓“需在国都所在地”的名义下停刊，并在数月后才在南京复刊。接替南京《中央日报》社长的则是中宣部部长叶楚怆，而此人正是先前已经非常保守的《民国日报》主编。 总之，我们只有回到大革命的复杂历史中，重新检视革命与反革命的含混交织，以多维革命视域才能进入到对上海《中央日报》及文艺副刊的研究，并由此展开对其“革命性”的考察和分析，因为这份报纸最主要的两个副刊《红与黑》、《摩登》的编者或参与人胡也频、丁玲、田汉，毕竟都是我们后来所公认的左翼经典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