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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谷崎文艺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 作为与谷崎有着密切交往的郭沫若来说，无论其文学思想，还是文学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到谷崎的影响。1920年，郭沫若在比较诗人与哲学家的差异时，这样写道：“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底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的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16)郭沫若认为文学创作不是凭借理性去进行，而是依靠审美直觉，通过感性世界的书写去呈现某种美。因此，文学创作与意志无关，它不是去传递某种精神，也不是去传达某种思想。文学创作的目的仅仅在于真挚地表现出自我的情感，而且这种感情毫无目的性。“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所以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17)郭沫若强调美的主观性和非功利性，提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有益于人生，不在于传递思想或精神，而在于它能够给人一种纯粹的审美享受。然而，与翻译佩特《文艺复兴》序论来获益西方唯美观念不同，郭沫若是通过直接阅读谷崎的《刺青》、《麒麟》、《金色之死》等文学作品来吸收其唯美思想。对此，学者蔡震曾有相关评述。他说：“谷崎润一郎是日本文坛唯美派的一个代表作家，郭沫若说他还是在留学的时候，就在《改造》、《中央公论》上读到过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所以，郭沫若在创造社初期的文学活动中标榜‘生活的艺术化’，追求以文学涵养‘优美纯洁的个人’时，应该是受过谷崎润一郎的启发的。”(18)其实，除此之外，郭沫若喜爱阅读谷崎的短篇小说，还与他对日本大正时期短篇小说的深入理解有关。在其编译的《日本短篇小说集·序言》中，郭沫若这样写道：“日本人的现代文艺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的确很有些巧妙的成果。……日本的短篇小说有好些的确达到了欧美的，特别是帝制时代的俄国或法国的大作家的作品的水准。”(19)显然，引文中所提及的俄国或法国大作家是指契诃夫或莫泊桑。作为公认的短篇小说巨匠，这两位作家都是郭沫若喜爱的小说家。郭沫若在此将日本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与他们相提并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郭沫若对包括谷崎在内的日本短篇小说家的文学创作是相当了解和喜爱的。因此，郭沫若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得益于谷崎的文艺思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此外，郭沫若的早期文学创作也深受谷崎的影响。《骷髅》是郭沫若创作的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可惜因为没有被《东方杂志》刊发而被其烧毁。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其散文《创作十年》中有过说明。“我自己苦心惨淡地推敲了又推敲把它写在了纸上，草稿也更易过两三次。我自己不用说是很得意的。……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创作投寄到东方杂志社去过，不消说是没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骸骸》仍然寄还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来，是我把它火葬了。”(20)因此，关于小说的情节，我们只能根据其相关记录进行概述。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斋藤寅吉的独身渔夫患有恋尸癖的故事。一次，他趁人不备偷盗了唐津城里的一位名门之女滨田爱子的尸体，并用冰块将之藏到舱板之下，寸步不离，直到尸体腐烂。与此同时，守候女尸的斋藤寅吉还曾凌辱过女尸。虽然小说对凌辱的细节没有展开描写，但是患有恋尸癖的斋藤寅吉，居然在监狱中自行在自己的胸前刺上了滨田爱子的裸体画像。当“我”试图割走这块刺有画像的皮肤，拿回寓所时，却听见斋藤寅吉诡异的声音。虽然故事情节简单，但是小说却流露出浓郁的官能色彩。小说描绘了斋藤寅吉的性变态和歇斯底里症，体现了浓郁的颓废—恶魔倾向。作者将这种变态的行径通过盗尸、藏尸、奸尸和画尸展现给读者。把丑恶、病态、神经质与一系列视觉效果相结合。如此一来，变态的官能情节借助具体形象的视觉表象得到了有效的书写。作者在此放弃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是采用欣赏姿态来叙述情节。作品通过视觉上的唯美化处理，不仅满足了读者官能快感的需要，而且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书写方式，使得这种颓废—变态的行径在具体的展现过程中具有了奇异的官能色彩和迷人的艺术魅力。作品通过丑恶与性欲的结合，在强烈的声色刺激下，将斋藤寅吉变态、扭曲的心理错位意识毫无隐晦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一位主情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善于从女性身上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其中，《喀尔美萝姑娘》就是一部充盈礼赞和崇拜女性的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工程专业大学生“我”，带着妻儿远渡重洋来到日本F市留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一位卖喀尔美萝(日本的一种糖制食品)的姑娘。姑娘晶莹而又富有诗意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得出的!它是那么莹黑，那么灵敏，那么柔媚呀!……啊，我恨我不是诗人!我假如是诗人，……啊，我恨我不是一个画家!我假如是个画家，……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21)可以说，“我”对姑娘除了热情洋溢地礼赞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之意。正是这双眼睛，唤醒了“我”深埋于内心深处那种沉睡已久的欲望。于是，“我”开始寝食难安，想入非非，一种强烈的叛逆意识萌生于脑海。为了摆脱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我”不顾世俗的约束，时常幻想在迷恋姑娘的身体。“我将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双颊，摸她的颈子，摸她的牙，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我这Mephistopheles(靡非斯特)!”(22)这是一幅极具官能书写的画面。姑娘的身体似抚慰“我”心灵的精灵，散发着无穷的力量，让人迷恋、陶醉。然而，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某种意志，也不是来自某种精神，而是源于女性的肉体所散发的原始生命力。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内心深处的欲望激活，使“我”充分感受到了肉体感官所带来的愉悦。女性身体所独有的魅力正通过其各个部位呈现在“我”的面前。如此官能的画面在展示女性之美的同时，也蕴藏了一种罪恶与死亡。“我”成为了歌德笔下的靡非斯特，成为罪恶的化身，“我”也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好了，不再写了，坟墓已逼在我的面前。”(23)这是小说的结尾。简单的语言预示了“我”的结局。郭沫若在此将身体、女性与死亡巧妙地结合在官能书写之中，通过礼赞和崇拜女性来孕育对美的向往与执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