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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语化写作及其“雅”的追求 口语化写作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其字面本身的意义。它的意义可以在口语化诗歌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时代社会背景、诗歌的发展历史，还有写作者本身、读者的心态变化等等方面得到多面立体的阐释。可以把口语化写作看作是一场新诗的革命。它的革新意义是在探索新诗的另一种发展路向和表达方式。新诗在内容内涵方面将会投向另一片天地。来自于自然的、日常生活的、身体的这些词语，将会给诗歌带来新的生活气息和活力，给诗歌增添新的表现元素。这种写法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很容易写成浅薄。自然与生命体验相结合才是天人合一的感应。日常生活需要有沉稳的表达，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柴米油盐之中的真理。身体不是纯粹的性，而是个体自由灵魂的翅膀。一些浅薄的所谓口语化诗歌，甚至一些口水诗也被人称之为“口语化诗歌”，提倡口语化诗歌的真实意图和它本身概念的意义越来越被一些写作者和读者误解。要让口语化诗歌更加纯洁起来，不是要剔除它里面包含的生活、情欲，而是要让口语化诗歌真正地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天人合一的情景文化联系起来，让生命沉潜到自然中，把日常生活的神性提炼出来，在母语和母语文化中，找到一种崭新的清新的诗歌表达方式，不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脱离出80年代诗歌言志抒情的传统，找到一种真正的与真实生活，与内心、身体，与自然相结合的方式。让诗歌成为一种慢的、倒退的写作，而不是快的、一往无前的写作。 口语化诗歌要想出杰作，除了于坚的《0档案》那样的诗作外，还要出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能够很好沟通的诗作。苏格兰诗人彭斯、爱尔兰诗人叶芝等，这些诗人的创作可以给口语化诗歌怎样创作出经典提供启示。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在当代是处于边缘状态的，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拾起来，无疑是中国诗歌走向另一种新生的最好路途。“民间写作”，特别该重视落到边缘、乡村民间的传统中国文化，甚至在乡村有时都找不到这种文化生存传播的土壤。“民间写作”的任务，是要把遗落到边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拾起，方才显示出“民间写作”的大气象和正大一途。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天人合一、隐逸心态、在自然中找到心情的对应物、随物赋形、心动风动、劳作心态、热爱劳动，还有四季的轮回，还有于坚所说的“中”，不左不右的态度，一种平稳生活的态度。现在中国文化中静的一方面，沉淀在历史底层的一方面全被“动的”“赶的”中国人丢在一边。中国诗人也普遍犯有这种躁狂症，跟西方，跟潮流、跟时代，就是不按照自己内心的节拍、内心的真实愿望写诗歌。一些诗歌就像是没有生命的陈词滥调，彻底地表现着诗人的创作力的枯竭，也表征着一个时代的急躁空虚。这在无论是号称“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的诗歌中都有大片地存在。 于坚认为：“汉语本来是一种最生活化的语言，方言众多但并不影响人们看懂汉字。字与文化有关，方言则与身体有关。这种特点使汉语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具体的地域、身体的。但普通话取消了汉语的身体性，将无数方言的身体统一成了一个身体，所有的声部统一成了一个声部，一种高音喇叭可以播出来的那种声部——朗诵。我觉得，一个诗人应该对通过教育获得的这一套公共话语，一直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自觉的反省和怀疑。”(18)于坚认为方言、母语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产地和身体，普通话不过是公共话语。认为普通话是公共话语和意识形态工具，这是于坚的独有体会。于坚认为普通话主要是革命话语，“它摒弃了旧官话方言中的肉感和形而下的、具体、私语、卑俗、淫词秽语、边缘化、不规则的土话，精炼了能指的范围，在所指上进行革命与深化”(19)。普通话以毛泽东著作、鲁迅的著作、社论、文件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他们反映的只是典范的一类偏硬的风格。像沈从文、徐志摩一类的作品文学史都只是简略带过，更别说传播和影响了。于坚认为：“口语——在区别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普通话的白话——原生的、日常的、人性的汉语这个意义上，乃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伟大旗帜。”(20)于坚的很多观点是一种凝练的感悟，比起来自于西方理论的灵感、阐释更有价值。用西方的观点来发掘文学的真理有可取之处，它可让我们的视野开阔，来自于自我的感悟，是需要时间、经验和思考的，这样原创性的想法于中国当代诗坛弥足珍贵，而且不是转瞬即逝的，是像宝灯一样会照耀在探索诗歌的道路上的。于坚曾说过不愿用普通话说话，这是他自己的私人体会，他说每次他说普通话时会感觉到舌头转不过弯来，这种独特体会也是于坚固守内心、固守母语的一种表现。因为他的听力不好，普通话会变得特别异于自己，让他觉得普通话与他之间有着一个天然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他曾说，他的祖辈没人见过玫瑰，所以他不会歌唱玫瑰，他只歌唱他见过的花草虫鸟。于坚的这种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或许是我们被知识、文化熏陶得太久了，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如果在诗歌中出现秋天，一定是悲的，可于坚坚持拒绝词语的隐喻。他的诗中所写的语言主要来自于自己的感官、感觉，而不是来自于对某一个抽象的事物的阐发。这让于坚的诗歌具有日常性的品格，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写法有时又会陷入到另一种让人担忧的单薄浅显。如果一篇诗歌通俗易懂，又让人感觉写得好，这是非常需要功夫的。就像民歌，简单易懂却意味深长，是千百年来通过自然筛选最终流传下来的硕果。这让我不难体会于坚对于“民间写作”“口语写作”的推崇。于坚是一个真实的诗人，他只写自己真实的体会，“知识分子写作”也是写的真实的自己，有时却有反体制却在体制中之嫌。只有民间，于坚眼中的民间，包括使用口语、母语、不歌唱玫瑰，尽量不使用词语的隐喻、不炫耀知识甚至是西方，这让于坚的诗歌成为诗坛的“异类”声音，他的尝试是有价值的。 口语、母语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使用的语言，它自然地具有民间性质，方言的魅力也会因此呈现出来。挖掘口语、母语中的一些有生机、个性的词汇，特别是在口语、母语中，我们有时可以找到一些书面语不常用的词语，这些词语捡拾起来，我们可以在其本来意义上的还原上赋予这些民间词语新的诗意、意境和意义。让词语回到最初的意义上来，也是一个找回过去和诗意的过程。这会让词语回到本身，给我们呈现一个词语带来的清新、真正古朴民间的世界。谢有顺认为：“必须将乏味的大白话和闪光的口语品质区别开来，以维护诗歌语言的魅力。”(21)同时，口语具有反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是消灭不了的最基础的生活。“汉语的更丰富的可能性，例如它作为诗歌的非抒情方面、非隐喻方面，坚持从常识和经验的角度，非意识形态和形而上的而是生命的、存在的角度方面以及从芸芸众生之一员的立场与世界对话的方面实际上在外省的窃窃私语中蕴藉着”(22)。“口语诗歌不是从书本、从纸上、从文化、从诗歌教育出发，而是从身体、存在、从当下的生活世界、从经验、从感觉出发，它是创造者的诗歌。口语是第一语言，也是诗歌的语言”(23)。于坚认为口语诗歌不是一种诗歌流派，它是诗歌的原生地。好的诗歌是从口语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口语绝不是诗，但比书面语，它的品质在自由创造这一点上更接近诗”(24)。“口语是不确定的，混沌的，对于词典来说它常常是非法的，词是产品，口语则是一个生殖过程。它可能会成为词，也可能自生自灭，它在已经明确了所指的词和黑暗的无言之间，它还有着生殖过程的不确定性、乱说、快感、无意义，这些特征正可以激发诗人的创造冲动”(25)。口语具有生殖作用，它是不确定的，在这种不确定性中诗人常常可以寻觅到由于词语带来的新的诗意和意蕴。 “用口语入诗，这就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是语言的变革，还意味着语言背后的思想、意义、秩序也要发生变革。一种语言建立一种秩序——精神和语言的秩序，语言方式的变革，最终必将颠覆与这套语言相关的秩序”(26)。语言变革不仅可以颠覆与这套语言相关的秩序，而且可以创造新的思想、意义和秩序。白话文改革带来了一次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革命，语言有它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它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由原有语言构织的大厦在语言肌理的改革中渐渐产生新质，新的语言附带的思想、意义就将渐渐代替原有的语言建立的秩序和意义。肌理和血液换了，新的思想也将产生。 “专制的语言暴力，它合法地强迫人在既成或现成隐喻的意义系统中思想。所有的人都是隐喻的牺牲品”(27)。“如果隐喻、象征玩得过头，客观化的结果是使他们成为工具”(28)。反对文化、反对词语所携带的文化信息，这个想法是对中国诗歌的一次大胆的思考和革新。虽然我们已经处于文化中，同时因为每个词携带的文化让我们感到文化的美好、厚重、它的多彩的意义。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它与世界的关系是诗意的。回到词的原初意义，去除词的文化积尘；拒绝词的隐喻，重新命名事物，在词的回归中，诗显现。“拒绝隐喻，就是对母语隐喻霸权(所指)的拒绝……诗人应当在对母语的天赋权利的怀疑和反抗中写作”(29)。在对语言的回归和重新结构中，可以看到一个诗歌的新世界。诗人应“拒绝任何价值的诱惑，‘诗之彼岸’的诱惑，抒情的诱惑、深度的诱惑、所谓‘先锋派诗歌’‘纯诗’‘拯救世道人心’等等的诱惑”(30)。在于坚坚称这些“拒绝”时，他自己的诗歌实际上仍然在走向另一种意义，在解构深度和价值时，又不自觉地建构了另一种价值和意义。纯粹的词语游戏不是诗，只是梦呓。于坚认为诗的显现是诗写作的这个过程，不是读者和文学史的名词“诗”。诗就是“写诗”的状态中诗意的呈现，生命与诗合为一体的美妙状态。 一方面于坚坚信口语写作会给新诗带来革命，但于坚在呼吁用口语写作的同时，并不是要让口语写作陷入浅薄、烂俗，口语是一种新生力量，新的语言有机分子融入诗歌，将会带给渐渐僵硬僵化的诗歌新的生命活力。所以，于坚是在呼吁一种口语写作之后的复雅，就是让诗歌在走向口语、生活之后再回复到口语、生活之上的雅。既来自于生活，又保存了诗意。所以，于坚说“雅的复活是当代诗人的一个使命”(31)。“如何写其实就是建造一个‘雅’的现代标准”(32)。现代白话文的写作在对古代雅驯的突破中，在没建立新的现代白话之“雅”前，它也容易形成新的语言暴力，这之中有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整体势力(包括语言和思想)，有来自于口语本身的浅陋粗俗等等。李白写作是因为“大雅久不作”“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他的写作是为了复归古雅，追崇《诗经》的清真、自然风格。《诗经》里大多是来自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歌谣因为来自于民间的真实生活，民间生活的清新、活力和美好使《诗经》几千年来成为人们生活、爱情、理想的精神向往之乡。 “语到了雅，诗就必须回到言重新汲取创造活力。雅驯其实是一种体制，它不是创造，有时候甚至是无形的行政。雅是一个巨大的传统，诗人反传统是必须的，因为诗是对雅的激活。但如果把雅作为全社会的革命对象来革命，那就是灾难”。怎样反叛传统的“雅”，于坚希望在口语中找到诗歌革新的新鲜血液。同时，于坚认为“但如果把雅作为全社会的革命对象来革命，那就是灾难”。于坚提倡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之“雅”，并不是要推翻“雅”，而是要激活“雅”，不要让雅渐渐僵化，失去活力。同时，于坚希望在对“雅”的激活中创立新的“雅”的标准。文学、诗歌就是在这种又破又立中不断地发展、丰富。 雅化不是士大夫化。于坚在坚决反对隐喻和传统文化的束缚时，其实他内心里是非常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他曾说过他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古诗，他第一次接触的诗歌是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且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于坚在阐释自己的诗学观点时，与他的创作有一定的差异。他的诗学观点要服从于理性的思考，又要为自己的口语写作做注解，有时会出现一些冲突的说法，这是很能了解的。当我们要推广一个事物时，我们只能站在它的立场才能将它推出去，如果讲中庸，将是鲁迅所说的“最终只是一个不走而已”。于坚在他的诗学笔记中特别提到了“中庸”“无”这些概念，这又与他稍显极端的一些策略性的诗歌理论不和。“中庸”是坚守一些日常性的事物，“无”是指诗歌的无用即文学审美特性，诗的无用即诗的大用。“无”也是一个辽阔的空间，这个空间类似于民间这个大场域。在这个大的生活场域里，日常的生活、基本的事物构成了诗歌的永恒基础和背景。“民间写作”要坚守的就是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有一些不变的伦理纲常，有亲情爱情等各种情，有生存有挣扎有矛盾，这些构成生活的基本部分。 大多数人认为“民间写作”就是口语写作，这是需要甄别的。“民间写作”提倡口语化写作，但不是“民间写作”一定是口语化写作，不用口语写作的诗歌就不是“民间写作”吗？非也。“民间写作”主要是一种自由的更边缘的写作精神，它和写作者的立场以及所处的边缘地位相关，这些决定了“民间写作”者的不服从于主流、官方的品格。口语写作随着口语诗歌的泛滥，口语化诗歌出现了一批庸常的口水诗歌、俗不可耐的下半身诗歌等，诗歌似乎变成了人人都会胡诌几句的分行体，这是口语化诗歌革命中必将出现的弊端，口语是一把双刃剑，怎样让口语变成能飞翔的诗歌语言，这是一个需要诗评家和诗人不断探索的问题。口语化诗歌提倡者于坚也说：“在八十年代，作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崇拜者，我曾经相信口语是一个引领新诗飞翔的天使，而在今天，对此我已经没有那么迷信了。”(33)“诗歌比起小说来，它对语言的要求更高，它是语言性的，或者说，诗歌所有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就在于它的语言。”(34)诗歌是语言的桂冠，怎样在口语中捡拾诗歌的语言，怎样组织结构语言，在语言的美妙组织中彰显语言的诗意张力，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诗歌的创造力和美就在语言的变幻无穷中得以呈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