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学术特征 文学文本也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经史文本的“完整性”，是为特定的政治教化服务的；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除了具有此类功能，还有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与吸引力、增强说话者的感染力等功能。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的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先秦典籍《左传》、《国语》、《战国策》、《鹖冠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皆有记载。汉代子书如《韩诗外传》、《淮南子》、《盐铁论》、《新序》、《说苑》、《法言》、《论衡》，文学文本如王逸《楚辞章句序》，都有伍子胥的记载。司马迁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文学性更强。他对伍子胥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先秦。①先秦子书与文学作品中，伍子胥与比干并列，并且皆以“忠臣”形象出现，如庄子《胠箧》、《至乐》、《盗跖》等，皆有记载。大概屈原与伍子胥的人生命运相似，故《楚辞》作品多有吟诵伍子胥者，如《哀时命》：“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沉江》：“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怨世》：“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怨思》：“子胥谏而靡躯兮，比干忠而剖心”、《哀岁》：“俛念兮子胥，仰怜兮比干”、《悲回风》：“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惜往日》：“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等等。伍子胥的“忠臣不遇”形象，就不断被强化，其“完整性”不断增强，而从理论上对此“完整性”进行系统阐述的，则是《荀子·宥坐》引孔子语：“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这种“忠臣不遇”，在司马迁那里又升华为赋体作品——《悲士不遇赋》。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亦有经史文本那样的“实录”成分。例如，文学作品中的伍子胥，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笔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文本的“完整性”，还是“虚”的成分更大。伍子胥的英雄形象，是到《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才完全定型的。[5]二书已经有了很多虚构成分，后世的戏曲作品中，伍子胥的虚构成分就更多。 在子书、《楚辞》、汉赋中，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主要与说理与抒情的文学功能有关。但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完整性”又具有经史文本那样的政治教化意义。这种特定的文学需求，决定了文学文本不可能完全依赖“实录”，否则，文学的上述基本功能就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点，在小说与戏曲那里，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 “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是处理文学文本“完整性”的基本依据。清人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6]“听之而忘倦”是小说“故事性”的作用，这也是小说文本被“完整性”的文学意义。 除了小说、戏曲，其他文学体裁，也有“完整性”的一面。但文学文本的“完整性”，是为了抒情、叙事和说理，与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主要是为保持文本的完整与系统有很大不同。这么说来，即使那些具有历史本事的文学文本，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为历史事实。“以文释经”、“以诗证史”或“以文证史”不是不可以，但要慎重；尤其对于文学文本而言，过于坐实，不但会失实，而且会丧失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 与“完整性”相比，文学文本的“碎片化”特征似乎更为明显，也就是说，经史文本在被文学文本使用时，受关注的往往是“碎片化”之后的材料。例如，文学文本中的“雊雉升鼎”与“雉”，有的时候并非实指这个历史事件或这个动物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叙写在文学作品中，最终将其虚化为一种修辞方式。一言以蔽之，文学文本中的“雊雉升鼎”与“雉”，一般是以“用典”与“比兴”方式出现的。 “雊雉升鼎”在秦汉时期具有明确的文化指涉意义。但在文学作品中，它已经不具有政治与文化内涵。东汉以后的奏议文中，“雊雉升鼎”往往以典故形式出现，如三国时期高堂隆上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7]五代康澄《上六惧五畏书》：“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8]在这里，吉凶争议已经没有了，作者只是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在赋体文学中，作者连这种联系也不考虑了，只是把“雊雉升鼎”这个典故用作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如东晋王廙《兔赋》的“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责躬而教纯”、唐代沈瑱《贺雨赋》的“臣闻昔者飞雉升鼎，用坠殷宗之德”。“雊雉升鼎”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完全消退了，我们听到的只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在文学作品中，“雊雉升鼎”被“再碎片化”，成了文人抒情、说理的工具，或者说成为一个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本就造成了两个层面的解读困难：不了解典故者，很难理解作者所指；而要从文学文本中获得典故的原始意义，也难。“雊雉升鼎”进入文学文本后，完全丧失历史与文化意义，成了文学表达的附庸。 “雉”在《诗经》中，是以正面形象用作比兴的，例如：《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邶风·匏有苦叶》：“有渳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有兔爰爰，雉离于罿”。《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诗经》篇章多采自民间，在先秦上层贵族纠缠于“雊雉升鼎”的灾异时，从民间视角看到的却是“雄雉于飞”、“雉鸣求其牡”的祥和景象。而在贵族屈原的眼里，“雉”是卑下的形象，其《怀沙》称：“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起码在先秦或者汉初，民间与贵族心中对“雉”的价值判断是有差异的。 “雉”的地位发生转化，主要在两汉之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是不是造成“雉”的叙事文本发生变化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后的文学文本完全接受了“白雉”形象，则是事实。班固《两都赋》后附录五首诗，其五为《白雉诗》。《两都赋》称：“主人曰：‘复位，今将授子以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9]班固在此将《白雉诗》与《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并列，而后四者皆为政治权力象征，可知“白雉”在汉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同时，班固将《白雉诗》等五首的辞赋成就，比作扬雄、司马相如，这是将《白雉诗》五首提升到了很高的文学地位。如此，“白雉”进入文学文本，并在政治与文学形象上完全神圣化，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左思《蜀都赋》：“白雉朝雊，猩猩夜啼”；《吴都赋》：“白雉落，黑鸩零”，都具化为单纯的文学形象，褪去了政治意味。 魏晋之后，士人多以射雉为戏，潘安《射雉赋》表现了以文学形式此类活动。“雉”的政治象征意义可能发生了变化，但其一变而成为文人笔下自由的化身，即使潘安射雉，眼中也是此种景象：“天泱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溜。麦渐渐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鸲。”这当然是一种文学表达，并无政治或文化意义，且此种文学形式，此前已经出现，如马融《长笛赋》：“山鸡晨群，壄雉晁雊。求偶鸣子，悲号长啸”、曹丕《善哉行》：“野雉群雊，猴猿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张华《杂诗十首》：“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溪壑无人迹，荒楚郁萧森”，皆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