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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成帝纪》亦记此事：“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雊，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3]从他随后颁布《选贤诏》看，汉成帝虽然有所怀疑，但还是屈从了王音等人的规诫，“选贤”以弭灾。伪造的历史事件，就这样进入了历史文本，从而形成了新的“次生文本”。 将《汉书·五行志》与《尚书·高宗肜日》对比，可以看出，此事具有很大相似性：有雊雉，有异象，有规诫(前为祖己，后为王音)。如果将主人公全部换掉，规诫的口吻稍作改变，两处叙述几乎完全一致。历史事件的相似性，造就了神秘的文化巧合，透露出很大的历史诡异，使我们对古代文本的可靠性更增怀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故意改造的文本。由于貌似符合当时的文化思想，这种文本一开始就以“真”示人。与伪造的“次生文本”相比，它们更具有迷惑性。《尚书》所言“越有雊雉”与《竹书纪年》的“有雉来”、孔安国传，是一个叙事系统；《史记·殷本纪》、《尚书大传》、《尚书序》，是对《尚书》“越有雊雉”的解读，属于《尚书》系统中的“子系统”。然而，无论“母系统”还是“子系统”，对“雊雉”异象的解释则是相同的，即皆将其视作凶兆，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异象的阐释，规诫帝王，以实现人臣的讽谏。《史记·殷本纪》称“武丁惧”，孔安国云“于肜日有雉，异”，《尚书大传》云“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都说明“雉来”是一种不祥之兆。 为何“肜日有雉，异”?孔颖达认为：“雉乃野鸟，不应入室，今乃入宗庙之内，升鼎耳而鸣，孔以雉鸣在鼎耳，故以为耳不聪之异也。”钱时《融堂书解》卷八进一步解释道：“夫宗庙之祭，始而摡鼎，已而陈鼎于庙门之外，已而迎鼎入于东方，然后设鼎以载焉，亦重矣，况都邑非山林之比，宫室非旷野之地，宾侑工祝百职事又方环列在庭，而雉自野飞来，升鼎耳而鸣，殆不偶然也。”[4]“不应入室”、“殆不偶然”云云，明其为不祥之兆。 文本是由人来解读的。若仅就“雊雉升鼎”事件而言，这当然属于“不祥之兆”；若从“雊雉升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当事者的“修德”又使得不祥之事“转祸为福”。这种解读，焦点已不在政治层面的“规诫”上，而在文化层面的“阐释”上；对汉人而言，主要集中在“方术”的阐释上。例如，《尚书·高宗肜日》与《殷本纪》，本来欲表达的是“雊雉升鼎”、“祖己谏言”、“高宗修德”、“殷道复兴”主题(重点在于强调“修德”的意义与“复兴”的目的)，但在汉代方术盛行的背景下，仅剩下了对“雊雉升鼎”的关注。王音伪造“雊雉”事件，就是异象的反映。他们在对待“雊雉升鼎”事件上，就是截取对他们有利、能为其所用的“雊雉升鼎”这一个主题，“以异警人”。 刘向、刘歆父子以《易》释《书》，对文本的解读更趋“碎片化”。据《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五行相胜”来论证，得出了“雊雉升鼎”的“灾变说”；刘歆以“五行相生”来论证，得出的是较为温和的“灾变说”。但无论如何，二人更为细致的解读，已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灾异”的文化阐释上，而不在“雊雉升鼎”事件本身。这样，司马迁等人对文本的“完整”解读，到刘向等人手里就成了“文本碎片”，成了一种被故意改造的“次生文本”。这种文本解读，已经不是误读，而是当事者对异象所作的文化改造。由于解读者的关系，文本的主题发生了转换。进一步说，文本被解读者断章取义，被人为“碎片化”了。 这种“碎片化”的文本，更容易被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士人所接受，并且可能被进一步“碎片化”。刘向等人关注的是“灾变”的预言式阐释，可以说属于谶纬文化的解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可以看到“灾变”的“讽谏”价值——通过个人“修德”，可改变“灾变”的进程，进而使之转化为“吉兆”。刘向之前，汉人已经有了对“雊雉升鼎”的“碎片化”理解，即通过个人修为化凶为吉。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人已经认识到“雊雉升鼎”蕴含的吉凶意义是相对的，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王充《论衡·异虚篇》据“有蜚雉升鼎而雊”提出“议驳不同”，说明了汉人对“雊雉升鼎”吉凶的认识存在差异。王充认为这些说法有“虚妄”之嫌，但他在《论衡·指瑞篇》又称引《尚书大传》，说“远方君子将有至者”，似乎又认同“吉兆说”。在王充那里，我们会发现汉人对“雊雉升鼎”的文本解读又发生了变化：不再关注“雊雉升鼎”异象，而是更趋“碎片化”，仅仅追问“雉”的吉凶形象问题。由“越有雊雉”到“雊雉升鼎”，如果说这是文本的体系化，那么，由“雊雉升鼎事件”的历史记录到“雊雉升鼎灾变”的方术解读，再到“雉”个体形象的吉凶争论，则是文本不断被碎片化的过程。汉人“吉兆说”将“雉”推上神坛，使之成为吉祥之物，并进入宗庙祭祀。《汉书·平帝纪》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后来“白雉”被视作“吉祥之物”。东汉以后，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认识，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皆有记载。此类“白雉”说，后来进入文学作品，为汉代文人所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