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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否定性评价与有限视角叙述里的讥讽态度 在老舍那些不是主人公自叙传的短篇小说里，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者“我”，与作者的关系、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关系，更为复杂多样。除了《微神》里的叙事者与小说叙述的女主人公的故事存在直接关系外，其他如《大悲寺外》、《柳家大院》、《柳屯的》、《黑白李》、《牺牲》等一些可能是老舍最好的短篇小说里，叙事者“我”都是小说里的在场人物，是小说主人公故事的见证者或仲裁者，是“我”讲述看到听到的故事，“我”在“我”叙述的故事里是一个配角人物，虽然也在场，但不是对主人公生活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人；主人公的生活与命运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他的世界他造成、他做主、他承担后果。主人公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远大于叙事者的讲述时间和故事中的时空，因此，叙事者与主人公的世界有时有交叉，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平行的，构成故事世界的两条线索。《微神》里叙事者与主人公的故事是存在交叉的，“我”与女主人公少年相恋，心中都埋下最美的恋情，各自把对方奉为“神祇”。可时代不成熟，五四未发生，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只能把爱埋在心里。造化弄人是老舍小说所有不幸或悲惨故事的第一推动，男子下南洋女子家道中落生活无着，一点微神似的人生初恋交集点就此离散，此后人生轨迹各自延伸，旧时代把女子微神似的初恋对象彻底埋葬，下海为娼，红颜薄命，死于青春时代——老舍小说里女子最常见的人生轨迹，剩下男子在惆怅落寞和怀念里悲悼初恋情人。是时代爱情悲剧，也是男子无力——这无力也是时代造成。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千古爱情悲剧模式里，添上了时代的因素。就此，“我”的哀悼忏悔里有对时代的轻微指责，也有对自我的指责。这个做过小学校长又下南洋的男子，这个叙事者“我”的身上，明显有作者人生轨迹的影子，虽然不等同于作者。由是，这个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小说，叙事者是人生故事的有限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身份，他的视点与作者是等同的，明显的悲剧故事及其意义代表了作者的立场态度。 不止是表达明显的人生美好和有价值东西毁灭的悲剧态度，使得老舍选择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和方式结构作品，更多的时候，在以明显的讥讽批判态度臧否小说主人公及其人生价值(比《阳光》更直接)之际，老舍常常愿意采用这种模式和视角。当然，这种视角方式也有细微差别。一种是直接表现嘲讽否定态度的，如《柳屯的》、《牺牲》、《柳家大院》和《听来的故事》，第一人称的直接叙事者尽管在小说里的身份职业及其与小说主人公关系各不同，但不论是主人公的邻居、同学还是同事，表面上“我”对他们都没有臧否而只是不相干的在场者、观察者，“我”的生活与他们比邻却不交集，但是这些小说的人物或者是《柳屯》里那样的悍妇恶女，或者是《牺牲》里的一味崇洋媚外的“美国博士”，或者是《柳家大院》里给洋人做事却毫无现代文明的老王，或者是《大悲寺外》里闹学潮打死善良老师的小人学生，或者是《听来的故事》里无德无才无貌无品的“四无”庸人却官运亨通一路发达，叙事者不加评点，但故事和人物言行本身的荒诞、丑恶、不合情理，叙事者表面客观叙事的故事本身却构成了对人物的讥讽和嘲笑，特别是像《柳屯的》里的悍妇恶女，无恶不作却又信教，而她之最后遭到恶报的，却不是她穷凶极恶欺压的丈夫公公——他们原也不是善类而是吝啬的土财主，也不是“我”这个被恶妻欺负的丈夫的同学，“我”是想打抱不平、主持公道却无能为力，而是与柳屯所有人没有干系的县官的太太，她最恨小老婆出身的女人，因为县官总想娶小，而把公公丈夫一家和柳屯所有人都欺压的悍妇，原本是以小老婆身份嫁到土财主家的，于是牢狱之灾就如此荒诞地降临到悍妇身上。 这些小说里叙事者都不代表作者也不表达观点立场，他只是客观叙事讲故事，对崇洋媚外、挟洋教和洋学位自重欺人、不守妇德把作恶当解放、无德无能官运亨通等畸形现象的反感和嘲讽，却通过在场者“我”看到听到的故事而浮现出来，作者大于叙事者、超越叙事者而隐含于故事情节之中，“我”看到听到的故事人物之言行被作者看到和讲述，就变成了第二次叙事和复述，被选择本身就通过了选择者的立场态度的过滤，就像对某事发言表态是一种立场，不发言沉默其实也是一种态度。故此，这些叙述者讲述“坏人”故事，却无不与作者的主观精神世界构成联系，是作者主观世界的投射。 另一种第一人称的直接叙事带来的功能和效果是颠覆性的反讽，这种反讽叙事效果反映了作者与叙事者立场的同一性，表达沉积于反讽里的作者或故意模糊或矛盾困惑的心态。《大悲寺外》里“我”参与其中的故事，已经超越了讽刺而具有反讽的意义。闹学潮打死善良学监的宵小之徒，此后的人生不管怎样发达，却总在坚信基督似的勿抗恶、不计较的学监老师的信仰魔咒中无法解脱，他越是恨老师发誓报复死去的老师，就越是无法摆脱魔咒，反而被套的更紧，一步步在人生之路上走下坡路直至穷困潦倒。他的动机言辞与行为效果存在颠覆性关系和反讽结果。可悲的是，与“我”同学的这位作恶者明明受到被他打死的黄学监的“善”的魔咒的影响和控制，每当人生欲腾达之时黄学监的临终善言就会严重打击他的内心，“行拂乱其所为”，但他仍然不知悔改，仍然一心要与黄学监的善咒对抗，明知抵抗的结果是愈来愈坏还是执迷不悟。然而，他向当年支持黄学监的“我”在黄学监的墓地讲述他作恶后一连串的人生失败——都是魔咒的影响，一再表示要继续与这魔咒抗争到底，为此故意搬到墓地附近，但其实这种陈述已经具有反讽效果和意义，他之受善咒影响一再失败和对抗到底，其实已经越来越乏力，讲述中的不认罪、继续对抗学监善咒的能力越来越小，其实他已经被这样的善咒改变了命运和心态，如果是作恶意志极其坚强、没有忏悔意识和认罪意识，他就不会放弃那些高官厚禄的位置。所以他的言与行、主观陈述的自我与实际的自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述的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之间已经断裂和背反，已经造成所指和意义的分裂。而小说的叙事者“我”在黄学监代表的善与丁庚代表的恶之间，态度是鲜明的，支持黄老师而反对闹学潮的丁庚之类。并且，“我”所看到和知晓的一切都是表里不一的：黄先生善良忠厚以至于被打死也不抱怨和复仇，“决不计较”，迹近于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老实木讷得近于迂腐，但是其精神却焕发出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而丁庚表面敢于作恶和作恶后不忏悔，其实其行为和人生轨迹实质都是忏悔负罪感带来的。“我”的这种在善与恶之间的选边站位，即叙事者的这种立场态度，是鲜明的。作者的态度与叙事者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在小说叙述中，作者故意模糊立场，不明确表达臧否憎爱，而只是通过叙事者和对立人物之间故事情节表层述说与深层意义的对立，无言地表达立场。 《黑白李》则是通过叙事者与人物的纠葛交往，让人物和故事反映作者矛盾心态的典型作品。小说里的“我”是黑李与白李兄弟的朋友，以“我”的视角耳闻目睹了两兄弟不同的思想行为：哥哥黑李是传统道德礼教、温柔敦厚的信奉者与践行者，不忘父母临终之命恪尽兄长之责，善待下人与友人，最后代弟受过，为闹革命煽动造反的弟弟赴死。而弟弟时尚革命，口头说得漂亮也能赢得家仆下人拥护、却不为他们做实事，只让他们做革命者的服从者和追随者、做革命理想实现的工具和牺牲品，煽动闹事失败后自己逃之夭夭，他的革命结果是不承担家庭责任、在追求女人和革命中大胆豪横却把亲人和革命工具们都送进地狱。叙事者既是两兄弟的朋友，自然对二人没有臧否褒贬，他只是讲述他们兄弟的故事，但是哥哥的行为是悲剧，而弟弟不仅是喜剧性人物，言与行更构成反讽。而这种反讽，既反映了叙事者夹在中间难置可否的困窘，也反映了来自作者的思想困惑——老舍不反对革命和社会进步，但他看到的革命者和新潮人物却是让他们鼓动起来的拥护者和无辜者牺牲而自己毫发无损，甚至是《猫城记》里写的“大家夫斯基”和“大家哄”，因而对革命是困惑矛盾的。过去都以为这反映了出身于城市贫民阶层的老舍，没有摆脱市民阶级的思想局限所产生的对革命的曲解。其实从大历史时段来看，老舍的革命认识可能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理，中国“文化大革命”后老舍和大批政治家艺术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后大批老革命(如韦君宜)对革命的反思，更证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局限可能是超前，而困惑和矛盾则是老舍的思想实际，这种思想面貌反映在《黑白李》中，虽然作者不是叙事者，但与叙事者的立场态度具有同一性，换言之，老舍选择了这样一个叙事者角度，以便表达他对革命及政治的困惑。在1949年以后写作的一篇散文里，老舍借着悼念罗常培，诉说了当年的自己对革命和政治的“污秽性”的认识，并予以检讨。而当年对革命认识的矛盾，就这样积淀于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叙事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