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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照着奥蕾利亚的美丽身子，照着她的明亮的脸和她的明亮的眼睛。她在月光中爽朗地笑着，笑声中饱和着月光。她在笑着银色的月光之笑。 在这样的月夜里，我们的散步有时要延长到深夜一两点钟。这时已是春初，天气不像冬季那样冷了。夜越来越深，我们的话也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着。我们虽然相互无一语，但只要两个温热的身子不时接触着，我们即感到无限快慰。在月光中，她常常停下足步，神秘地望着我；四只眼睛在月光中缠在一起，每一只眼睛里都闪射出月光的明亮。 通过情感叙事，无名氏将林上校和奥蕾利亚形象获得“蒙太奇”式的形象定格，也让他们的爱情形态呈现为：情依依，心相印，炽情相爱，却只能暂时厮守，不能天长地久。对两人爱情的精神形态、心灵形态的描写，使之呈现为：既然不能相伴一生，那么就让生命、让爱情，完完全全地绚烂一次、狂欢一次。正是基于这种情感叙事理念，无名氏让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爱情，在“死”之前完完全全地爆发了，使之达到爱的极致：“她似乎有意把生命中所有的残余热情统通交付给我，一点也不为自己剩下……她要在这三四天中，把她这一生所残剩的几十年热情，一股脑儿透支个干净，连皮带骨一起消费给我。她用这种野蛮方式来消耗自己的热情，已不是一个人的风格，而是赌徒的方式。”尤其是无名氏将奥蕾利亚的“死”处理得异常惨烈，异常悲壮，哀伤而又富有激情。显然，死亡在这里卸掉了残酷面纱，将情感叙事烙上一层崇高的诗性，如同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将人置于“死亡”的处境，将会使人获得常人难得的清楚认识。无名氏也同样这样认为，他指出：“我们必须要死；经历这一改变，我们才能蜕化为新的生命。”[5]141正是这样，奥蕾利亚的“殉情”，就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为“殉情”而“殉情”，而是一种心灵的祭奠，一种精神的升华。她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林的心里。无名氏用这种生命之悲情，让林上校和奥蕾利亚的爱情，变得更为虔诚、圣洁、高雅，也让读者能够从中真正地体悟到爱情的永恒和崇高。 在《北极风情画》中，为渲染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爱情及其美好的形象，无名氏全力以赴地在写“美”，凸显美的气质和美的形态：形象的美、气质的美、氛围的美以及心理体验的美。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还没有哪位作家像无名氏那么酣畅淋漓地表现浪漫的爱情、创造浪漫的爱情。他始终以浓丽的笔调来渲染相思、求爱、热恋过程中的感情波澜、心理流程，从而使小说的情感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脱离一般言情小说所惯用的感官层面的情爱挑逗、渲染和刺激之俗套，升华到了一种精神挚爱的高度： 可我更喜欢扭开灯，像一个画家，欣赏奥蕾利亚的形姿，在长长的、薄薄的粉红睡衣内的。那些半圆与椭圆，弧线与直线，新月与落日，三角形与海湾形，圆锥体与提琴体。一个西方女人形体的优美线条，是那样生动，富有曲折性，又如此充满大自然的弹力，对一个东方人说来，直是极大的蛊惑。 这一天，奥蕾利亚真是美丽极了，也动人极了，这种美丽，不仅像春天的花朵，也像秋天的红熟果实——包含了最鲜嫩的最成熟的成分。因为，她现在已不仅是一个少女，也是一个少妇，是一个刚从少女变成少妇的人，必然就会显露出那种美丽，动人，可爱!她是快乐的，愉悦的，像一个捕捉到最大幸运的幸运者。 虽然“言情”小说的情感叙事不可能不涉及情感的官能层面，但是，无名氏以富有诗意的笔触，描述女性的“胴体”形貌，则丝毫没有让人产生凡庸恶俗的感觉，相反，则是一种心灵层面的愉悦。这与无名氏小说情感叙事执意突出男女之间情爱至深的生命意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也让他们留给读者的形象，得到永恒的价值认定。 柏格森说：“生命在其整体上显出是一个巨波，由一个中心起始向外铺展，并且几乎在它的全部周边上被阻止住，转化成振荡：只在一点上障碍被克服了，冲击力自由地通过了。”[8]226基于对生命哲学的独特理解，无名氏的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走了一条“唯美”的艺术表现道路，从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追求生命情怀的创作倾向。以生命激情为表现中心，以充满审美情感张力的叙事方式，形成狂放无度的审美文体，表达了生命之花的怒放，给人一种极大的感染力、震撼力和审美快感。无名氏宣称：“我尝试在作品中创造一种强烈气氛，它由三个来源组成，一、文学语言的具有音乐性的美的洪流；二、巨大的热情洪流；三、人生哲理的思维洪流。”[9]陈思和认为这三大“洪流”汇成的狂放文体，足以构成一座文字王国的火山，意味着对现成美学规范的破坏，也就是对“度”的超越。的确，洪水一旦决堤，浩浩荡荡，泥沙俱下，无法阻挡。这种狂放无度的美学情致，使无名氏的情感叙事像大海一样，阔大豪放、变幻无踪，但也像无情的海水一样，喜怒无常、泛滥无度，从而使情感叙事的审美张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北极风情画》及其以后的诸多小说，在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方面都存在着这种特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名氏小说创作的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其文化审美意义还略显不足，特别是未能使这种富有极致特征的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在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当中，展示男女爱情的文化审美意蕴，也就是说无名氏力图赋予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以生命哲理的内涵，但对于这种跨国、跨地域之恋的情感展示和形象塑造，还多停留在单纯的生命情感维度上，未能在文化审美的维度上，使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获得更为深厚、更为强劲的跨文化的审美情感和意义的支持，这也是后人多将他划为通俗一类情爱小说作家行列的一个原因。与其说这是后人对无名氏的误解之处，毋宁说这恰恰就是无名氏小说情感叙事和形象塑造的局限所在，从中也反映出民国小说创作的思想勃发不够的缺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