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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病”只是在“富贵”问题上引发的“病”，当作家转移自己的视线去看待其他问题时，因为病因并没有解除，发病机理还在，往往也会因此而患上其他的病。与“富贵病”同时存在于萧红创作倾向中的还有一种“怀乡病”，她的创作在“问诊”“富贵”的同时，也在“问诊”乡愁。(25)正如萧红自己所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因为她是一个被家庭放逐的人，家的意识疏远了，家乡的意识当然也就同样被疏远了。但一个人能够忘掉家的感觉和遗弃家乡的记忆吗?并不。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当《他的上唇挂霜了》的抒情主人公看到别人家女儿幸福生活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曾经有的家庭温暖和家庭庇护；而《失眠之夜》的作者听别人说到家乡的景况时，“我也就心慌了!”(26)为什么看到别人生活幸福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家”?为什么听别人说到家乡时自己会“心慌”?向往而不肯正视而已，这其实已经有些接近于病态了。萧红清醒意识到自己是无家的人，因此家乡观念“不甚切”，因为“甚切”也没有太多意义；但家乡观念又是无法割舍的，两种情感绞缠在一起，沉积日久，无法释怀，这就是萧红创作怀乡病的病源。萧红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就是有关自己家乡“呼兰河”的书写，其实她很想家，因为她被家庭放逐得太久了。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祥林嫂见谁都问灵魂的有无是因为她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一样；萧红的创作也是如此，她作品中充斥着那么多关于故乡的描写是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创伤，因此也比别人更能理解家乡的含义。《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等最能体现萧红创作特色的一类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抒情气息充填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出自一个患有“怀乡病”的作者之手，别人没有那样的条件，没有那种“病入膏肓”的深切体验。 当然，作为女作家，最让萧红跳不出来的，病情感觉最沉重的还是“妇女病”。萧红生活沦落、被家庭放逐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自由恋爱；而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几乎所有遭遇又都与她的女性身份脱离不了干系。自由恋爱是通往天堂之旅还是下地狱的诱惑?萧红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犹豫，进入了一个自己不能解答的人生怪圈。我们读萧红的作品有一个疑惑：恋爱对萧红的人生道路选择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对其创作也发生了根本性影响，可是通读萧红的作品，直接描写恋爱的作品少之又少，她小说里的恋爱情节远没有她人生实际的恋爱过程丰富，这是为什么?正像萧红在“家”的问题上受到了伤害，把对家乡的情感人为地掩藏起来一样，萧红也受到了“爱”的伤害，恋爱的甜蜜也被她有意无意地“冷冻”了起来。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她自己的选择也似乎没有逃脱“始乱终弃”的命运。在萧红的自我体验中，恋爱中的人与动物仿佛没有什么区别，“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27)萧红对异性爱似乎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一般很少直接袒露恋爱的实际感受。其实，这不是真实景况。在萧红短暂生命的后期，她还在不时地惋惜着自己，“我不是少女了，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她把自己倾尽全部身心之“爱”的破裂归结为自己性炫耀的缺失，其恐惧是可想而知的。由此带来的打击让她联想到了自己曾经有的遭遇，“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28)作为女性抒情主体，她清醒意识到了在人生舞台上，女人是弱者，是受到父亲和丈夫虐待的人，在萧红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大都带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色彩，而她们的受苦受难，无一不与女人的那点可怜的情感需求相关。在《生死场》里，在《呼兰河传》中，女人生育所遭受的痛苦让人触目惊心，“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29)萧红为什么把女人的生育写得这么恐怖?我以为这多少与她在实际生活中缺少必要的“生育关怀”、生育条件过于苛刻有关。这些类似于女人性自戕的描写，是受到女性欲望怂恿和压抑的双重折磨反映。面对着女人的爱欲问题，萧红感到有些绝望：“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30)对待“敌人”有办法，对待“他”没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萧红再次进入了“人生的病房”。她申诉、她无奈、她痛苦，她渴望得到解脱而不能。在患上了“妇女病”的萧红眼里，两性关系描写退去了瑰丽的色彩，剩下的只有苦涩和无奈——而这又正是她作品特别魅力之所在。 萧红创作的“问诊”倾向，是其遭遇挫伤而心理郁结的下意识反映，创作对她来说首先是一种精神慰藉和情感满足。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就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损害，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等方面，它们本身就蕴藏着相应的“希望”，比如“身体强壮与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等等。(31)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的萧红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呼兰河传》的结尾处，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32)这里所说的“充满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等等，表面上看好像似一种被动选择，其实它们是萧红情感舒张的主动出击。“问诊”是着眼于对萧红所患之“病”的认识，可当作者把自己的“患病”感觉倾诉出来，向公众倾诉和“问询”的时候，其实也相当于情感“疗伤”。 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经常遇到因遭遇生活压抑而要求书写和倾诉的案例。当某疗养院医师受“患者”的委托，帮她把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写成“自传”时，“患者”“显得格外激动，在其连声地道谢之中”，让人“充分体会到她那一生苦楚终于得以尽诉、心中为之豁然开朗的”的情形。推而广之，“凡……精神受压抑者，均有将其胸臆、心境加以抒发、释放之愿望。”(33)没有写作能力的人还想方设法找人捉刀代笔，有写作能力的人，如才女萧红者，自己写不比让别人代劳更能发挥“抒发”和“释放”的功效吗?我们已说过，萧红主要以写自我生活为中心来从事创作，现在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萧红在写自我生活题材作品时，一般不大关心使用什么文类。她的小说往往类似于散文，比如《两个青蛙》、《离去》、《渺茫中》、《太太与西瓜》、《汾河的圆月》等是证明；她的散文也往往类似于小说，比如《两个朋友》、《花狗》等就是这样。从总体倾向上看，她的前期创作文类意识互侵更明显，后期的创作文类区别意识似乎稍有加强。为什么会如此?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从萧红创作动机上来透视，因为当你把她看作是一个“病人”时，创作对她来说就不仅仅是写作，还是一种舒缓和治疗的需要。因为“病人最初并非按艺术和美学的写作标准进行，他丝丝入扣地写下他的恐惧和感受”就会显露出一定的“艺术价值。”(34)萧红的创作恰恰是不大按固定“写作标准进行”而显示出了一定“艺术价值”的典范。坚持从“灵魂”出发的创作目的，使她像“患者”渴望写“自传”一样，是不是“自传”无所谓，只要能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这应该是萧红创作一直不守“规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整体倾向上看，她前期创作“问诊”倾向更明显，后期创作“疗伤”倾向更明显，这也多少可以解释一些她前后期创作文类意识嬗变的内在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