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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同意用“问诊”的比喻来看待萧红创作倾向的话，那么关于什么是萧红的“病”，人们却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们意向中的所谓“病”，都与对病的诊断和医治相关，不知道病因的病没法医治，弄清楚了病因同时也就意味着有了可治和怎样治的下一步打算。这样一来，当人们把文学创作倾向与对“病”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时，其实已经告诉人们，描写对象是否“成病”，与观察者的意识相关。比如三从四德、女子贞洁等等观念，在祥林嫂们看来天经地义，是正常社会秩序的反映；可在“新青年”眼里，她却已病入膏肓。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对“社会病”的认识又不这样简单：一方面，在成病和不成病的意识之间，往往存在一些模糊的中间地带——意识本身的模糊和意识嬗变过程中的模糊二位一体；另一方面，上帝在造人时也留有缺陷，这种缺陷有时是无法克服和避免的，一旦人们意识到了这样的缺陷存在，那也就同时意味着要把自己抛向“宇宙的井里”，“病的感觉”和“病的意识”将如影随形。《庄子·列御寇》认为：“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其中“智者”就是一个患上了“灵魂”忧郁症的人。由于萧红“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因此萧红也是一个“智者”、一个“忧者”，同时也是一个“灵魂病”的患者。 上文我们谈过，萧红早年生活在一个相对有钱的人家，后来由于她自己的选择才“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在她走上创作道路的最初几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自由是她的选择，贫困却不是她所需要的，当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时，虽然当她选择了前者就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后者，可当后者袭来时，她还是没有做好更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读萧红的作品，常常能从中发现和体会到一些“凤凰落配不如鸡”的感慨。比如我们前文已经举例谈过的，看到别人家的“女儿看电影，戴耳环”，抒情主人公便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家”，(21)在这样笔墨中，多少能让人感受到一些写作主体对曾经有过的那种身份和生活境遇的眷恋，同时也能体察到写作主体对自我现实处境的一种无奈。当“我”再次来到曾经求学的所在： “女子中学”的门前，那是三年前在里边读书的学校。和三年前一样，楼窗，窗前的树；短板墙，墙外的马路，每块石砖我踏过它。墙里墙外的每棵树，尚存着我温馨的记忆；附近的家屋，唤起我往日的情绪。 我记不了这一切啊!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记不了这一切啊!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青春的时候。(22) 这与徐志摩写《再别康桥》时的感受不同，“温馨”是“我”曾经有过的“青春”，就是自己当小姐、有身份、有“家屋”的时候。“痛苦”是“我”已经从那个行列里被排挤出来，像一个校役，像一个下等人，被人拒之门外。萧红从家出走的时候，生活确实困苦，但像她所遭遇的那种饥寒交迫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有意味的是在萧红的创作中，有关这方面题材的描写更多集中在她走上创作道路的最初几年，而在这样的题材写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也往往不是生存本身受到的威胁，而是生存质量不高。同样是住在“欧罗巴旅馆”里，别人花天酒地，我的桌子上却只有“黑‘列巴’和白盐”，(23)主人公的生活意愿是按照住“欧罗巴旅馆”的人的条件来制订的，结果当然大不如意。我把这称为是作家所患的“富贵病”。一般说来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原来生活境遇较好，或者是自认为应该较好的人，可实际处境又不是那么回事，在二者的反差中，心理失衡了。这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这种“反差”加剧了自己的心理紧张，放大了困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反差，放大了困苦，也让他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社会和观察自己的视角。德国学者波兰特在《文学与疾病》一文中认为，病人在患病时，一般都努力“向社会谋取他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反过来社会也往往因为病人的患病而免除他“在正常的健康情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24)这里谈的虽然是生理病人的情形，但其道理同样可以移用来说明心理上的“富贵病”，只不过患上了“富贵病”的作家，“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不是有意谋取，而是生活的馈赠；免除他“在正常的健康情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也不被社会觉察，而被认定从来就应该如此。这样一来，患上“富贵病”的作家就获得了某种常人所不容易获得的创作冲动，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的要求有什么不应该，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和不舒服说出来，只希望得到令自己满意的回答和同情而已，而别人也在作家的特定写作氛围里自然而然地接受和理解了作家的需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