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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移民。明初河北地区由于战乱、灾荒等多种因素，人口较少故而仅官方移民就有八次之多，分别在洪武四年三月、四月，洪武五年七月、八月，洪武十七年夏，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而且移民当中的优秀人才甚多，如根据《永乐实录》永乐皇帝从苏州、浙江等9省简选三千殷实大户迁河北。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实畿辅”，不仅促进了北京周围河北的经济发展，②而且大量的优秀移民的移入对河北地区的人才兴盛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是兴办学校。京畿地区的学校，大多具备优越的教学条件，能延聘到优秀的教师，生源也比较广泛。由京畿地区的学校输送的封建官僚和各类文化人才，不计其数。据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统计，仅明代畿辅地区的书院就有70所，而清代畿辅地区的学校书院建设就更加兴盛，数量达到115所[4](P169～170)。雍正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创建的保定莲池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在晚清时更是享誉全国。另外，乾隆六年成安知县赵元祚创建的文漪书院、道光二十九年昌黎知县王应奎创建的碣阳书院等，均为地方性书院，为当地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教育条件。 三是收藏图书。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重视图书的收藏工作，而京畿地区的图书量，往往居全国之冠。这就为广大文化人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都喜好收藏图书。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如明代直隶开州晁瑮父子和涿州高儒等。而清代畿辅地区的藏书家也甚夥，如清初之大兴孙承泽、宛平王崇简，后又有献县纪昀，大兴朱氏兄弟，大兴翁方纲兄弟，都是著名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及其藏书都促进了本地区的文化与文学的发展。 四是科举考试。京畿子弟参加考试，同外地考生相比，享有近水楼台之便。故而在明清两代科举中，畿辅地区的学者士人甚多，据学者王继平统计，直隶进士多达438人，如果再加上同属于直隶的顺天府的进士216人，两者相加则达到了654人。就其数量而言甚至超越了被人称为“文人渊薮”的江苏(613)人与浙江(608)人[5](P215)。而且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在京师完成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此获得晋升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样全国大量的著名知识分子就自然荟萃于畿辅之地，有些学者在京城或为官或侯官或等待科举，都与畿辅地区的学者有所交流。如戴震在入四库馆之前，就广泛地在畿辅各地书院进行讲学，再如章学诚多次科举不中但却先后担任畿辅地区多个书院的主讲。京畿城下科举制度吸引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精英，汇聚于此，这无疑会对畿辅地区的学术与文学都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畿辅地区的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传承、城市的开发都与畿辅地区涌现出大量的作家和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畿辅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而不绝，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畿辅文化，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相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而畿辅文学又是畿辅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也体现出了千年传承的一致性，畿辅文化与畿辅文学相辅相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