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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辅文化指因古代中国畿辅制度而产生的文化的区域性表现形式。这一文化形态是由各结构要素(如学术、宗教、科举、民族融合、建筑、艺术、风俗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它随着政权的更替和代兴所导致的畿辅制度和地域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自秦朝以内史掌内制，建立该制度以来，历代皇权均据自身需要设立相应的畿辅制度，如汉三辅制度，明南北直隶，唐两京畿内制以及清直隶省等。畿辅制度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也呈现出了历时性的变化。这一特殊行政区域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圈，其文化形态独具特性。畿辅文化形态的结构要素因朝代、地域的迁改而有不同的组合，但又有一以贯之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一)政治上的中心性 政治上的中心性是畿辅地区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历朝历代都对畿辅地区十分重视，如汉代设立的三辅制度，唐之京畿制度，宋之京畿路，元之中书省，明之南北直隶，清之直隶。都把畿辅地区从全国的行政区划之中突出出来。这种突出源于对全国统治的全局观。晋代袁宏《后汉纪·和帝纪论》“郊畿固而九服宁，中国实而四夷宾”，几乎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历朝历代都对这一地区实施特殊政策。例如在周代畿辅作为周王朝的直接统治之地，周王对此进行直接控制，无论是税收、徭役，兵役等均予以照顾。汉代，京兆三辅之地官员往往由中央直接任命，且官衔与官俸均高于其他同级别地区，且天下精兵云集于此，以便拱卫。唐代的长安京畿之地同样如此。宋代在东京汴梁周边设置京畿路，元代全国四级地方行政制中，首都所在的腹里地区(今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内蒙古部分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以突出其重要性。明之南北二直隶更是显示了明王朝独特的政治历史及其传统。清初之时设直隶，一方面延续了历代对畿辅之地的特殊政策，例如清军一入关首先宣布免除直隶之地的各种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稳定畿辅，后来直隶总督之官衔要高于其他之督抚又成为清之定制。这一切都源于畿辅之地的中心性。这种政治上的中心性主要是由三方面决定的：临近都城的地理位置，与都城紧密的经济联系，拱卫京师的军事意义。当畿辅制度确立之后，这种制度就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语言、交通、赈灾、水利等诸多方面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在国内形成一个直接环绕京师的畿辅文化圈。这一个文化圈一方面具有很深刻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也具有京师文化的特点。这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文化圈。 (二)交流的广泛性 畿辅之地确立之后由于环绕京师，故其政治活动，军事行动，人员往来，物资交流等必然频繁，这就形成了畿辅地区交流的广泛性。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宗庙会同”“聘问朝贺”等活动，都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呈现出了显著的广泛性。在秦汉郡县制建立之后，这种人员、物质、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性更为广泛。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与确立，天下之士人、学子或科举、或求学、或游历纷纷云集于此，可谓天下英雄毕至。这样就为我国古代的经学、文学、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又为我国的文学、学术、思想等综合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明、清两代，国家重视文化教育，编辑了大量的官修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官方大型著书活动的开展，使学术、文化、文学的交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例如《永乐大典》参与编撰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两万一千六百人。而《四库全书》的直接编撰者达四千三百零三人。参与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朱筠等，均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学者，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清代开设的各种修书馆，如通鉴馆、三礼馆、历代实录馆等，对于学术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康熙年间的明史馆，就招揽了南方学者万斯同、万斯大等，他们与畿辅学者王烈有过激烈交锋与辩难。而由畿辅学者朱筠奏请，乾隆下诏编修《四库全书》，则更是一次学术的大融合。南方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都经大兴朱氏兄弟先后引入四库全书馆。而被乾隆皇帝盛赞为“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的畿辅学者纪昀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过程中畿辅学者与全国各地的学者相互切磋交流，在编书之余，进行诗词酬唱。这种交流与酬唱，无论是对学者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中国学术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畿辅之地为中国古代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交往的平台，这种平台的建立促进了学者个人的成长，并推动学术、文学的发展与成熟，这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的交融性 畿辅之地的发展在历史上又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畿辅制度与当地的地方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文化给畿辅制度带来众多的个性与特色，另外一方面畿辅制度也为处于畿辅地区的文化带来诸多具有统一性的、共性的特色，这种制度文化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交融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