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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畿辅之地由于历史的变迁，其地域是不同的，换言之，畿辅具有地域的多变性。但是这种变化却大体上限制在了中国历史上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如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以洛邑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以南京为核心的苏杭地区，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这些区域又往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之地，而畿辅制度的建设使这些区域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呈现出更多的特色。如长安，在秦之时不过是秦之长安君的封邑，而在西汉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地区；又如洛邑及其周边地区最晚在西周时期就被确立为畿辅之地①，这使得河洛地区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后世即使畿辅之地不再设立于此，畿辅制度对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影响也仍然发挥着作用。就学术而言，在以长安三辅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著名的关内学，而在河洛地区形成了泽被中国文化上千年的“洛学”，而金陵一带历来被人们视为“文人之渊薮”，在京津冀地区则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派”的文学与艺术。而区域的多变性也给畿辅制度畿辅文化带来了很多的地方文化特色。正如上文所叙畿辅制度与陕西的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三辅文化。虽然地域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但是畿辅之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都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纵观中国历史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延绵不绝的共性，而在和各个地方文化的结合之中又具备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特色。 (四)文化的传承性 畿辅文化就其本质是中国特有的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和而形成的一种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几乎伴随着我们国家的最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畿辅制度的确立，会对地方文化产生十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一个地区被确立为畿辅，那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地位会被大为突出。如长安三辅地区，原来并非全国的统治中心，是由于周天子的权威使之成为了全国政治权利的核心，秦汉对于长安三辅地区的钟爱，使之成为了畿辅之地，这样就把河渭文化上升为三辅文化。十分典型的例子还有河北，虽然河北之地开发较早，但是历史上屡经战乱，一直到明洪武初年河北经济、文化、人口数量，都还远不及其他地区。但是北直隶畿辅之地的确立，使河北一下子上升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今之河北，古之燕赵，清之畿辅，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中心，为君主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这样燕赵文化与畿辅制度相融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畿辅制度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会使地方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提升，同时也由于它的政治的核心性、交流的广泛性、多文化的融合性，使之能够在原来的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升华，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反映现实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在人类文化漫长的创造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地域角度考察文学生成的文化语言特色，最早多是从水土和风俗立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评论了各地民歌，认为王风“思而不俱”，豳风“乐而不淫”，魏风“大而婉、俭而易”。王充《论衡·率性》记载有谚语：“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憨头”。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语。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顿”。唐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他们提出了语言、风俗和艺术的南北地域性问题。文学艺术的南北地域性主要体现为语言风格、自然风貌和艺术手法上的不同。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不仅阐述了南北自然风貌对文学的影响，还论述了社会环境以及文学交流对南北差异的消融。他认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2](P86)概而言之，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具体地说，可以划分为作家的地域性、作品的地域性和读者的地域性。 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言方式和精神系统，除唐代佛学的进入而引起大调整外，其他时间几乎都生存在一个相对稳定而封闭的意义结构里，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正是文学封闭性的表现方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才会出现不同的语言风格、文化精神和艺术手法，如同一个个文学地域圈，它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区别，共同组成整体的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无论儒家和道家，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天人的完全和谐为最高理想。《荀子·论礼》：“天地合而万物生”，董仲舒《春秋繁露·立之神》：“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中国文化和文学都强调取法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文学的地域性说到底是由文学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所产生，由此带来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所以，文学地域性建立在中国文学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在它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和价值哲学。在区域文化与个人的关系上，每一个人都是在区域文化景观中接受雅、俗文化和家庭文化的教育和塑造，建构起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的。这就是《荀子·荣辱篇》所谓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智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儒效篇》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雅俗文化二者是互相蕴含补充的，两者交融于一身，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基本的文化素养，而且这对于个体的人生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的。 众多文学名士生长于畿辅地区，他们深爱这方热土，纷纷使用各种文学样式来加以歌颂。在《诗经》中的王风、豳风、周南等诗篇中，都有古代诗人真诚而热烈的吟唱。据《诗经·国风》地域性而论，畿辅地区的诗歌有《七月》之雅适，有《黍离》之哀叹，有《关雎》之热恋，有《扬之水》之悲壮，有《君子阳阳》之欢愉，有《采葛》之思念，更有《大雅》、《小雅》诗篇中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深情。在先秦时期，畿辅地区的民间诗人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精神文化之园。而在秦汉时期，以长安与洛阳为中心的三辅地区与河洛地区，更是名家辈出，文学佳作迭现。《后汉书·文苑传》就有“三辅多士”之赞美，虽然《文苑传》用“士”一词，但显然是侧重于指当时以儒生自视，后来却被我们看作文学家的三辅文士的。在相关人物中，以班彪、冯衍、梁鸿、杜笃、班固、傅毅、马融等人最为知名，马援、贾逵、苏顺、窦章、曹众、苏章、王隆、赵岐等次之。曾大兴论及汉代文学家的分布，明确指出：“两汉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当时的京兆尹、右扶风、南阳、陈留、河南、汝南、颍川、安平、北海、齐郡、沛国和会稽等郡国。”[3]并且以此为线索纵论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时代的文学家，从而得出结论，“京畿之地，即首都所在地。凡享国在一百年以上的王朝，其京畿之地的文学家数目都很可观。如西汉时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时的河南尹，东晋、南朝时的丹阳尹，唐代的京兆府，北宋的开封府，南宋的临安府，元代的大都府、清代的顺天府，都是如此。”[3]故而“历代的京畿地区，除西汉之外，都只是当时的一个二级行政单位，其版图不及全国的百分之一，其所拥有的文学家则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3] 元代以来，三代王朝定鼎北方，北京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畿辅地区文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而呈现全新的面貌。其原因大略有如下数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