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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已经那么敞旧了，按照过去的历史而言，则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两件事莫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号称黄帝冢嗣的我们，承受的既是个懒惰文化，加上三千年作臣仆的世故，思想皆浮在小小人事表面上爬行，生活皆无热无光，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⑤(1934年) 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种种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⑥(1934年) 中国是个三千年来的帝国，历来是一人在上，万民匍匐。历史负荷太久，每个国民血液中自然都潜伏一种奴隶因子。沿例照样成为国民共通的德性，因为禀赋这种德性方能生存。老子向吾人讴歌这种德性，孔子为帝王训练这种德性……一篇历史陈账，革来革去，死的烂了，活的变了，一切似乎都不同了。可是潜伏到这个老大民族血里的余毒，却实在无法去尽。⑦(1936年) 佛释逃避，老庄否定，儒者戆愚而自信，独想承之以肩，引为己任，虽若勇气十足，而对人生，惟繁文缛礼，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组织上……毛病无不出在被三个老老所安排愚弄，终于统治解体。⑧(1945年) 沈从文不仅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奴隶性和惰性，还批判了其中否定现世和逃避现实的成分。他认为积弊太多的中国文化造成了世故、懒惰的民族性格，导致了国人生命力的衰弱，并断定中国帝王统治的结束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化弊病。这些批判与论断具有明显的“五四”特征，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思路也十分吻合。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沈从文似乎比许多现代作家都要彻底，他不主张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向中国传统文学学习，反对去学习两千多年“从史传以来，涉及人事人性的叙述”传统，认为“那么承受传统毫无意义可言”，转而主张从中国一般艺术品的传统中学习处理材料和人性的方法⑨(1942年)。沈从文的主张一方面固然是基于艺术上出新的考虑，而且沈从文的确蹊径另辟；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选择背后所联系的基本上还是批判所谓“旧文化、旧道德”的“五四”整体思路。这种表述虽然不及鲁迅翻开旧书满眼都是“吃人”的说法来得刺激、深刻，但是二者一脉相承，立场一致。 沈从文对中国民族性格和人生观的大火力批判，主要集中在懦弱、虚伪、做作、淡漠、世故、懒惰、“阉寺性”等方面，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勇敢、强悍、诚实、自然、热情、健康的性格与人生观，其中虽然也包含着对都市文明和社会现实的思考，但更多的还是基于对国民性格与人生观的深度失望。关于中国人，沈从文《元旦日致〈文艺〉读者》(1934年)一文，与周作人的《新希腊与中国》(1921年)意见非常相像。二人皆说到中国人的萎靡无力，这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由所谓腐朽沉重的“旧文化”造就的国人性格与灵魂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引来作为相反例证的是“希腊人”，认为他们具有“热烈的求生的欲望”，“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虽然沈从文在文中没有明确说出自己对“希腊人”的看法，但对周作人之“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应该是认可的，因为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批判着眼点就是否定现世和逃避现实，而他要表现的也正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⑩。至于“求生的意志”，可以说是周作人理解希腊人的关键词，而这种自然人性论与沈从文的生命主义(“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11))、“人生观重造”的期望正相契合。而且，沈从文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1940年)一文中，论说周作人的文章虽然平淡朴素但“思想并不萎靡”时，举例用的就是这篇《新希腊与中国》，引的长段文字也正是周作人论说希腊人具有“热烈的求生欲望”而中国人“实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的部分。这样看来，沈从文对中国民族性格的不满与批评，对热烈追求美和现世健全生活的希腊民族性格的认同，与周作人都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比较集中，仅《荷马史诗》就有傅东华、高歌、谢六逸、徐迟等人的多个译本，而希腊戏剧的翻译者也有罗念生、叶君健、陈国桦等几人。据黄见德所著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三十年代我国对希腊哲学的研究被作为对现代思想的探源而提出，至四十年代热度不减，这与二十年代在文化界就开始盛行的“二希”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又正好构成一种互动。此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受西方神话学影响而兴起的中国神话学研究，二十世纪初开始，二三十年代得到扎实发展，其中就伴随着对希腊神话的大量译介与研究，且希腊神话常常被拿来作为中国神话的比照对象。沈从文的创作鼎盛期在三十年代，这种整体的时代文化氛围应该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并且，三十年代前后沈从文身边有一些熟人或朋友正在从事具体的希腊文学研究或译介工作，不免对沈从文形成近身的希腊知识场域。其中，罗念生，沈从文的好友，乃希腊戏剧的重要译者；袁昌英，沈从文武汉大学时期的同事，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讲授希腊悲剧和神话(1930年沈从文曾在武汉大学任教过一个学期，与袁昌英、杨端六夫妇相熟，他在1946年发表的《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一文中专门称颂袁是当时治希腊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周作人，沈从文尤为倾服之人，推崇希腊精神，译介古希腊文学也较多，影响沈从文可谓大矣。此外，“五四”期间尼采在知识分子中备受推崇，沈从文对这位哲学家不仅熟稔，情感上也较亲近。(12)而尼采，众所周知，乃“希腊思想”宣传家和膜拜者，他认为希腊文化是最高类型的文化，希腊人是迄今为止发展得最为完善的人的类型。如此一来，“希腊”自然就成为正处于文学创作盛期的沈从文浸润其中的文化氛围。 至于沈从文本人的希腊知识，事实上，在阅读《沈从文全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对古希腊的熟稔与热衷到了使人吃惊的地步，甚至可以用“希腊情结”来说明，或者用周作人所谓“爱希腊者(Philellēnes)”，其原话为“……我们不想说什么人心不古的话，但总之民族能力之不齐是的确的，这大约未必单是爱希腊者(Philellēnes)的私言吧”(13)。但是，这些知识的运用却常常是潜伏和分散的，除了《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有明显的希腊元素之外，沈从文并没有集中或强烈地表达过自己对古希腊的认同与膜拜，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对其“人性观”的文化指向有所忽略和误解的原因。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雪林对沈从文有“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坡罗倭娜斯一样”(14)的印象评价，却只说这是对西洋文化的崇拜，并没有具体指出其更深层的希腊精神崇拜，原因概亦如是。 笔者发现，沈从文对《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十分熟悉，以至于他经常在作品中不经意地提到。这种好似不自觉的意识流露，反映出沈从文内心深处的希腊情愫，以及他对古希腊文明很高的肯认度。《龙朱》(1929年)，一篇看上去专门颂歌边地少数民族人性的小说，开头却是这样，“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15)说及完美男子龙朱到了正当年龄却没有恋人，也是无人敢恋时，作者又有这样的“怨语”，“妇女们，在爱情选择中遗弃了这样完全人物，是委娜丝神不许可的一件事，是爱的耻辱，是民族灭亡的先兆。……总之这民族无用，近于中国汉人，也很明显了。”(16)希腊罗马神话中显赫的日神阿波罗和著名的爱神“委娜丝”(鉴于希腊罗马神话之间的亲缘关系，这里暂不作更细的文化区分)的陡然出现，多少令人有点意外。而一句“这民族无用，近于中国汉人”，则透露了沈从文隐伏的心理，即对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虚伪庸懦”的汉民族取一种否弃态度，转而选择边地少数民族作为国人“人性”之希望。我们且不管沈从文的人物塑造有多少理想化的成分，比较显然的一点是，在他看来，边地少数民族健康、优美、“热情、勇敢、诚实”的特点与古希腊民族颇为相似，所以他才会如此熟络地将希腊神话的元素纳入自己纯中国地面的小说。《传奇不奇》(1947年)，也是一篇叙述纯中国乡村地面乡民故事的小说，作品中却突然冒出这样的话，“好些情形都和荷马史诗上所叙战事方法相差不多，今古不同处即在这种情形下，纵再有个聪明人想得出用大木马装载武士，也无法接近洞口，趁隙入洞”(17)，令人颇感突兀。而且，作者对于充满蛮性和残酷杀戮的故事却带着一种饱满的叙述热情，原因大概就像小说结尾所言，“我还不曾看过什么‘传奇’比我这一阵子亲身参加的更荒谬更离奇。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18)“本性”，凡是本能所推动的事情都会因其中生命力的洋溢而为沈从文赞叹，而这恐怕也是他高度认同希腊神话的一种表现。沈从文在其《从文自传》(1934年)中叙述过“一个大王”，口气充满景仰，“这是一个土匪，一个大王，一个真真实实的男子。这人自己用两只手毙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却曾经有过十七位压寨夫人”(19)，“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20)。这样崇尚本能的人性观与一般现代人性观颇多歧异，而剥去沈从文不那么待见的“罪恶”字眼，这位“大王”与《荷马史诗》中那些为荣誉和财富而烧杀抢掠的战争英雄何其相像，且沈从文关注和激赏的也正是所谓“行为背后隐伏的生命意识”、“坚实强悍的灵魂”。《〈群鸦集〉附记》(1931)中，沈从文在评说诗人同平常人“或不会悬隔多少”，应该“平淡朴素”时，用来比拟的就是——“古希腊对神的爱憎，解释与人还没有什么不同”(21)，可见他对“神性不过是人性”的希腊神话和希腊民族精神的理解与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