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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博尔赫斯的作品自介绍到中国后，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较为充分，而在诗歌方面则有所不足。本文首先概括介绍了中国当代诗人①对博尔赫斯的接受情况，然后从“原型意象”、时间观念、神秘色彩、诗歌中的叙事元素等几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继而说明中国当代诗人对博尔赫斯的文学理念和作品风格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简单模仿，而是试图将其理念和创作中的精华部分内化为自身的文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当代诗歌继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关 键 词：博尔赫斯/中国当代诗人/接受情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第三世界”诗歌译介与20世纪中国诗歌关系研究(14YJC751027)。 作者简介：吴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引言 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中讲道：“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同时，歌德还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②的确，文学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圈子里的产物，优秀作家的作品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共鸣，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的作品便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代表，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认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属于他所指称的“经典”之列。 据张汉行考证，博尔赫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学界的视野，大约是在1961年。当年4月份的《世界文学》刊登了关于一次阿根廷小说座谈会的简讯，其中提及“波尔赫斯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③。这里的“波尔赫斯”当指博尔赫斯。经笔者查证，目前能够见到的博尔赫斯作品最早的中译本，应为收录于台湾环宇出版社1972年版《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竖排繁体)中的《南方》，译者为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此外，1975年也斯主编的《四季》杂志第2期刊出了《波希士作品专辑》，载有《波希士作品中译目录》《有关波希士的中文论述》《波希士手稿》《波希士作品目录》等有关博尔赫斯的资料，并载有博尔赫斯小说译文三篇：《阿拉法(阿莱夫)》《小径分叉的花园》《保迪医生的报告(布罗迪报告)》及博尔赫斯《我的自传》。1979年，台湾译者杨耐冬翻译了博尔赫斯(台译作波赫士)的小说集《想象的动物》(此书在大陆暂未得到翻译)。从这一年起，博尔赫斯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正式得到翻译，开始进入大陆读者视野。《外国文艺》1979年第1期刊登了博尔赫斯小说四篇：《交叉小径的花园》《南方》《马可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译者王央乐。此后，《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报道》等刊物陆续刊出王永年、陈凯先等人翻译的博尔赫斯诗歌、小说、散文。其中，1981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首次刊登了博尔赫斯诗歌译文，包括《别离》《诗的艺术》《1966年的颂歌》《盲人》等5首诗，译者王永年。 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书的出版可谓影响深远，张汉行认为此书“对一些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诗人与小说家们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博尔赫斯因此而在这些中国读者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④这种说法可以在诗人何小竹那里得到验证。他于2003年谈到《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书“给予了中国文学划时代的影响，这影响在很多人身上至今难以摆脱”。⑤作家格非也认为，“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广泛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⑥。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作家也曾谈到博尔赫斯对自己创作产生的影响，残雪还著有《解读博尔赫斯》一书。由此可以看出，自从上世纪70年代博尔赫斯正式进入中国文学界视野后，其独特的作品风格和文学理念一直是作家讨论、借鉴甚至模仿的对象，因此，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这一论题，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小说方面，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和论文；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有关论述则较少。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有一部分是翻译出版方面的原因。正如何小竹所说：“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博尔赫斯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但很多年来，我们只是从杂志上零星地读到一些他的诗歌，其印象当然不及他的短篇小说。这种翻译和出版上的‘疏忽’，使得我们在很长时期，都仅仅将博尔赫斯当成一位小说家看待。”⑦《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对中国读者有重要影响的文集出版于1983年，而大陆第一次集中收录博尔赫斯诗歌译文的《博尔赫斯文集》(三卷本，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中心)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1984年出版了《波赫士诗文集》，张系国等译，此书长期未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视野，故未造成影响)。在此之前，博尔赫斯的大陆诗歌译文仅分散地出现在一些期刊和诗歌选本中。这造成了博尔赫斯诗歌较之其小说得到关注较少的局面。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没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即使博尔赫斯的诗歌在1996年之前没有得到集中翻译，中国当代诗人也从零星出现的博氏诗歌译文中获益匪浅。诗人戈麦说：“最初诵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是从一本《外国诗》上读到的，在同一期上还有一位歌德。这样我读到了《镜子》《另一只老虎》《短歌》和《十五枚小钱》，我立即被诗的另一种写法所吸引。”⑧并且不仅是诗歌，中国当代诗人也从博氏的小说和散文中汲取了营养。因此，博尔赫斯的诗歌与其小说、散文创作一起影响了中国当代诗人的创作，并形成了一股可以追溯的潮流。 据可查找的资料来看，中国诗人的创作中最早出现博尔赫斯之名的是王自亮的《北京，七月之雨》，发表于《诗刊》1985年第3期，诗末注明的创作时间则为1984年5月13日。其中有“十九路车溅起一片雨水/湿了我的挎包/里面有博尔赫斯的小说集”这样的描写。虽然此诗并未借鉴博尔赫斯诗歌创作手法与风格，但可以看出在当时已经有诗人热衷于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国内第一位评论博尔赫斯诗歌的诗人也许是王家新。他在发表于1989年的《读外国现代诗札记》中谈道：“博尔赫斯渴望中的那只虎其实是不可说的。重要的也不在于说没说出它。重要的是他在我们这里激起了以全部生命来创造它的这种渴望，是的，我们已在想着那只老虎了。”⑨王家新通过对博尔赫斯《另一只老虎》的阅读，提出了想象力和梦幻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这可以看作是博尔赫斯对中国诗人的启发之一。在王家新之后，欧阳江河、西川、戈麦、吴晓东、朵渔、小海、马永波、南野等诗人也在文章中谈过自己对博尔赫斯的理解。在诗作中直接向博尔赫斯致敬的诗人则更多，可以举出西川、戈麦、西渡、清平、周瓒、宋琳、于坚、余刚、桑克、孙文波、黄灿然、张曙光、尚仲敏、陈先发等一长串诗人名字。 当然，如果仅指出中国当代诗人的一些作品中出现了博尔赫斯的名字，恐怕还难以证明博尔赫斯其人其作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性。张汉行就认为：“或许由于翻译的滞后，或许由于诗本身的不可翻译性，从现象上来看，博尔赫斯尽管赢得了诗人们的敬爱，但并未对中国年轻诗人的写作与诗风产生过明显的影响。”⑩但是，如果对上述这些诗人之作进行细读的话，会发现博尔赫斯的个人精神气质、思想观念乃至创作理念和手法已经被许多热爱他的中国诗人们所吸收。与马原、孙甘露、残雪、格非等小说家对博氏创作技巧的模仿和借鉴不同的是，诗人们将博尔赫斯的思想和风格加以内化，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重新阐释，所以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会出现不同的“博尔赫斯”，如对博氏诗歌意象的承袭与创新，渲染幻想色彩和突出想象力，承袭博氏的时间观念和叙事元素等。这些方面可以说明，中国当代诗人是试图将博尔赫斯“中国化”的。对于他们而言，博尔赫斯不再是仅供膜拜和模仿的偶像，而是“诗人们的诗人”，从受到博氏影响的诗人作品中可以看出一种与博尔赫斯平等对话的努力。 二、对博尔赫斯诗歌“原型意象”的承袭与创新 博尔赫斯在一篇散文中谈到柯尔律治在梦中偶得长诗《忽必烈汗》的典故，并这样解释此梦境：“也许有一个人所未知的标准型，一个永恒的事物(引用怀特海的说法)正在缓缓进入世界，它第一次表现于忽必烈汗的宫殿，第二次表现于柯尔律治的诗。凡是把两者作过比较的人都会看到两者本质相同。”(11)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强调了“原型”的重要性。弗莱认为，“原型”是“在文学中极为经常地复现的一种象征，通常是一种意象，足以被看成是人们的整体文学经验的一个因素”。(12)“原型”表明了有些经典意象的可重复性，它们会在不同的诗人笔下显示出相同或近似的风貌。小海、南野、马永波等中国当代诗人在文章中曾谈到过博尔赫斯诗歌中“原型意象”的意义。马永波说：“正是词语本身透过千百年的黑暗，在我们这里要求着再生，要求在梦中一次次进入这个世界。”(13)细读博尔赫斯的作品，的确会发现这些“原型意象”具有自我复制、自我繁殖的特点，就像他小说中描写过的“阿莱夫”一样可以由“一”变幻成“无穷”。博尔赫斯笔下常出现的意象主要有老虎、匕首、黄金、玫瑰、镜子、月亮、迷宫、梦等，对理解博尔赫斯作品来说可谓具有重要性的“原型意象”。 通过挖掘中国当代诗歌作品能够发现，诗人们似乎对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一些“原型意象”有所共鸣，并在自己的诗作中再现了这些意象。在这方面可以举出西川、陈东东、西渡、戈麦等诗人的作品为例，其中以戈麦的作品最具有典型性。博尔赫斯的知名诗篇之一是《月亮》： 我知道，月亮本身或者它的称呼， 其实实在在的意义却非常特殊， 它的生成本来就是为了与我们 这既繁复又简单的人生相比附。 月亮不过是诸般象征中的一个， 实为命运或者机缘的刻意造物， 让人类随时能够假借它的名义， 抒发显赫或者危难之际的感触。(14) “月亮”可被视为博尔赫斯的“原型意象”之一。他在《归来》《准最后审判》《英文诗两首》《永恒》《恩底弥昂在拉特默斯山》等诗中都写到过“月亮”。诗人戈麦在文章中谈到过博氏诗歌中的“月亮”这一意象：“月亮是他常常在诗中提到的事物，用月来作比，也算不愧对于这位盲者。”(15)戈麦在博尔赫斯有关月亮的描写中寻找到了心灵的共鸣，并试图“以月亮的寒光对抗他人的偶像”(16)。戈麦凭借“月亮”观看世界与内心的观念，与博氏诗歌中“让人类随时能够假借它的名义，/抒发显赫或者危难之际的感触”这种对“月亮”的认知相契合：破除了“月亮”的“偶像”功能，把它作为“镜子”一样的象征体，用以观看世界和质询自己的内心。于是戈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黛安娜，一切都气数已尽 我是明哲保身，还是一梦到底(《月光》)(17) 我的一生刚刚开始，鲜花在水上流淌 还会有道路伸向远方 但它已命定不会长久，末日或沉伏于明朝 黛安娜，愿我的灵魂能直达你的心灵 就像你的目光，通夜把我照亮(《高处》)(18) “黛安娜”(月亮)对于戈麦而言是“一面虚幻和真实世界的镜子”(19)，他通过注视“月亮的面庞”，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并以此看到自己心灵深处的隐秘。这也可视为中国当代诗人对“写物”诗歌的探索。 戈麦以月为镜，“镜子”是博尔赫斯的又一“原型意象”。博尔赫斯在访谈中曾提及：“我想我有三个基本的噩梦：迷宫、写作和镜子。”(20)在博尔赫斯看来，镜子之可怖其原因在于它能令自我和世界的形象无限繁殖： 它们警醒又冷峻森然，充当着 一项古老协议的忠实执行官： 再三再四地复制着人间景象， 就好像是在自然地生殖繁衍。(21) 博尔赫斯对“镜子”的恐惧，可视为对自身形象重复的恐惧。他认为，一个人始终是其本身是可怕的，他宁愿自己成为许多不同的人。博尔赫斯甚至引用了苏格兰一个迷信的说法：“一个人看到他本人时，他就离死不远了。”(22)如果存在许多相同的“自我”，就等于取消了原本那个唯一“自我”的存在。戈麦在与博尔赫斯同名诗作中也描写了“自我复制”的恐怖： 一个哑巴对着一张白纸说话 从他的手里，幻化出第三面镜子 镜子的正面是一连串闭着眼睛的骷髅 而它的反面是一场临时组成的寂静 三个蜂状的人翻开一本空白辞典 他的身后，是无尽的镜孔 镜孔中又有无尽的蜂状的人 每一个又能够看到后面的一个(23) 在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正面”的“骷髅”，还是“反面”的“蜂状的人”，“镜子”所显示的都是恐怖的感觉。“每一个又能够看到后面的一个”无疑是博氏“镜子”观念的表达。另外，对“镜子”的正反两面进行书写，也是《红楼梦》中贾瑞所照“风月宝鉴”的现代改编，这样“镜子”就具有了中西结合的象征意味。 除了戈麦，诗人刘春也以《博尔赫斯：镜子里的幽灵》为题，写到“镜子”复制自我形象的特性： 想想吧：一个貌似友好的人 如影随形，每天同你会晤一次，或几次 他不可能是你，但与你有关 它使你一次次地幸福、落泪、孤芳自赏 然后生出无边的恐惧。 有一次，我决心耐着性子要与它和解 对他露出献媚的微笑 而对面，他的嘴角翘起，表情有些暧昧(24) 刘春不同于戈麦，他对“镜子”复制特性的描写更为日常化，并带有几分幽默，同时也有几分无奈，表现了一个“慵懒的小市民”在镜子面前表现出的平凡人生。恐怖的意味大大减轻，诗中的“我”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似乎是坦然接受了被“镜子”复制的命运，趋向于与自我“和解”。这是博尔赫斯“镜子”意象的富有中国现实意味的表达。 博尔赫斯之所以恐惧从镜子里反复看到自己的面容，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于自我“不朽”的恐惧。他说：“我们无需个人不朽。我本人不想不朽，我害怕不朽；对我来说，知道我还要活下去是可怕的，想到我还将当博尔赫斯是可怕的。”(25)这体现了博尔赫斯的时间观念，他反对线性时间观，对时间的直线式无限延展感到恐惧。他所认为的时间是一种“循环时间”，这种观念在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其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