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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五四遗事》是张爱玲195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创作，这个短小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则文化寓言，一方面是关于新文化传统的，另一方面则涉及张本人的个人史。张爱玲本人一直不认同新文学传统，对大叙事和新文艺腔尤其反感。作为上海十里洋场的“产儿”，她所真正关心的是作为日常生活的饮食男女。这篇作品带有对“五四”的反讽，一个自由恋爱的传奇，最终演变成“三美团圆”的话本。不过其恰好接续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题旨，作为喜剧的《五四遗事》正可与作为悲剧的《伤逝》构成对话。《五四遗事》写作发表前后，张爱玲进入新的婚姻，其与胡兰成的关系也彻底结束。而也从此时开始，她与胡之间的“遗事”却不断被投射到新的写作中。张爱玲对男女问题持有非常现代的态度，认为只是两情相悦而不必以婚姻相承诺，这与胡兰成旧派的才子佳人之思奇妙地“错位契合”。及至二人结婚后，胡流徙生涯中幻想着“三美团圆”，才显露出他们之间真实的区别。《五四遗事》可以看做这一系列遭际的“镜像”，在此之后的张爱玲写作中，这些“遗事”多次被调动，缠绕其终身。 【关 键 词】张爱玲/《五四遗事》/Stale Mates/娜拉/胡兰成 【作者简介】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 《五四遗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不是太引人注目，被人提及的不多，她自己谈论的也少。这个短篇的英文本发表在1956年9月20日纽约THE REPORTER双周刊，3又1/3页码，题名Stale Mates，后来收入《续集》时，在《自序》中附注“《老搭子》”。中文本刊在1957年1月20日夏济安主编的台北《文学杂志》第1卷第5期，8000字，题名则是《五四遗事》。 自作自译是当时张爱玲的常态，1952年离开大陆到香港，在港三年，她是受美国新闻署资助进行写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先有英文本再有中文本。1955年底赴美后，她首要的目标是在英美文学界能够生存，Pink Tears(《粉泪》)选择以往创作中最富戏剧张力的《金锁记》为基础进行扩张，大概是有她的考虑，不过失败了，十年后则自译为《怨女》。相对而言，Stale Mates篇幅短小，想必她并未期待能靠这个引起注意，更像是插空之作。 张爱玲后来将中英文本都收入《续集》，其自序中解释：“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绝不能说是翻译。”关于是否“说是翻译”，因为两个文本她都是作者，自有其自由，因而可以尊重她的说法。不过故事的主体并无大的出入，男主人公罗(Lo)和女主人公范(Fan)恋爱了，罗有包办婚姻的妻室，为了爱情，他与礼法长年抗争，终于离婚成功。这是熟滥的新文艺故事套子，不过在这不无故意模拟“腔调”的叙述中，张爱玲埋入另一条深具自己特点的脉络。在长期的坚持中，范抵不过对容颜消失于时间的担心，而去相亲。作为报复，罗在离婚成功后另娶。接着二人旧情难断，罗又经历第二场离婚，终于达到最初的目标而与范结合。故事并未由此结束，婚姻很快成为爱情的坟墓，阴差阳错之下，罗的前两任妻子也被陆续接回家里，成了一夫三妻的旧话本俗套喜剧结局。 《五四遗事》的故事应该很早以前就存于张爱玲脑中，《谈吃与画饼充饥》提到：“离开大陆前，因为想写的一篇小说里有西湖，我还是小时候去过，需要再去看看，就加入了中国旅行社办的观光团，由旅行社代办路条，免得自己去申请。”这十有八成就是后来写成的《五四遗事》。张爱玲小说题材大都有本事，有些来自家族或身边人，比如《倾城之恋》男女主角是香港沦陷时期她见过的(《回顾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三个主人公她与其中两人相熟(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1973年9月版)，这都是她自己说的。而他弟弟也曾详解《金锁记》与《花凋》都是本于家族里的故事，而因为太过“真实”还引起原型的愤怒(张子静 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第9章，文汇出版社2003年9月版)。最近宋以朗披露并得到证实的，是张爱玲反复说“实在太坏”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本事居然是她同学告诉她的与傅雷的不伦恋(宋以朗口述、陈晓勤采写：《傅雷评张爱玲小说前后》，《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5日)。其实这篇小说实在说不上写得坏，从写作发表时间来看，很让人怀疑是对半年前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报复”(尽管宋淇在《私语张爱玲》中说，当年张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但窃以为未可尽信)。有了《自己的文章》不过瘾，这送上门的故事就没有放过的理由了。 另一类题材应该来自于“小报”，1945年8月《杂志》第15卷第5期上有个《纳凉会记》的访谈录，张爱玲谈到“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相对而言，“大报”“与实生活离得很远了”。这个倾向她保持了一辈子，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有个生动的细节：“她引用业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话说，Ferd常说我专看‘垃圾’trash！说完又笑了起来，像是非常的应该。”事实上，这些“垃圾”提供给她广阔的创作背景，其中一些也成为素材。 《五四遗事》这个故事现在还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来源，也许等她与宋淇、邝文美的通信全部公布后会有线索。这当然是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欧美背景的读者毕竟隔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也使得英文本的行文中出现一些必要的注释。比如张(Chang)太太质问：“Which of the Seven Out Rules have I violated?”对于这个“七出”，英文本就得解释：“Ancient scholars had named the seven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wife might justifiably be evicted from her husband's house.”再如“填房”，确实有必要补充，“t'ien-fang—room filler,a wife to fill up a widower's empty room”。即便“艳福”这样在中国人人皆解的词，也需要“Yeng fu，glamorous blessings”的说明。 这些还是技术性的问题。由于张爱玲同时是Stale Mates和《五四遗事》的作者，她拥有修改文本的无限权力，这简直是让翻译家羡慕甚至嫉妒的自由。讲到吃菱角，英文本形容为“the size and shape of a Cupid's-bow mouth”，汉文本就很自如地写为“一只只如同深紫红色的嘴唇包着白牙”。而更可观的是，汉文本添加了很多起承转合细节，所谓“迁就读者的口味”，则是她文风的自然流露。亦即弥缝故事，或者她喜欢的“婆婆妈妈，长篇大论”(1968年7月1日张爱玲致夏志清)，英文本中所没有的最长的一处如下： ……他母亲病了，风急火急把他叫了回去。他一看病势并不像说的那样严重，心里早已明白了，只表示欣慰。他母亲乘机劝了他许多话，他却淡淡的不接口。也不理睬在旁边送汤送药的妻子。夜里睡在书房里，他妻子忽然推门进来，插金戴银，穿着吃喜酒的衣服，仿照宝蟾送酒给他送了点心来。 两人说不了两句话便吵了起来。他妻子说：“不是你妈妈硬逼着我来，我真不来了——又是骂，又是对我哭。” 她赌气走了。罗也赌气第二天一早就回杭州，一去又是两年。 他母亲想念儿子，渐渐的不免有些后悔。这一年她是整生日，罗被舅父劝着，勉强回来拜寿。这一次见面，他母亲并没有设法替儿子媳妇撮合，反而有意将媳妇支开了，免得儿子觉得窘。媳妇虽然抱怨婆婆上次迫她到书房去，白受一场羞辱。现在她隔离他们，她心里却又怨怼，而且疑心婆婆已经改变初衷，倒到那一面去了。 母亲装病叫儿子回来，为了让其接受儿媳，儿子夜宿书房。住在书房就意味着不同床，对于汉文读者不言自明。妻子进来，却吵了出去。这类新文艺作品常有的情节，张爱玲特别喜欢在小说中模拟。当然接下来婆婆儿媳微妙的心理变化是她的特色，不过这些“婆婆妈妈”确实容易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一头雾水，所以干脆省掉。从叙事风格来说，这样的段落与其他相似的添加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情节交代尽可能完整，与英文本的不避跳跃有很大的区别。再如：“密斯周原是郭君的远房表妹，到杭州进学校，家里托郭君照顾她，郭请她吃饭、游湖，她把同学密斯范也带了来，有两次郭也邀了罗一同去，大家因此认识了。自此几乎天天见面。混得熟悉了，两位密斯也常常联袂到宿舍来找他们。”这种无微不至的交代，是张爱玲小说特有的“细密”，也是她看重的中国小说的传统。在英文本中，基本都省略了。 杭州西湖是她特意选择的故事发生地，不过对照二本，汉文本中“杭州”出现凡七处，“西湖”二处，英文本中“Hangchow”三处，“West Lake”二处。表面上，“西湖”出现的次数都不多，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处于“杭州”的“西湖”具有着特殊的意味。因为有“杭州”，汉文本中不断出现的“湖”或“湖上”都会给人以具象的联想。英文本中，固然诸如“西泠印社”就直接消失，而“Hangchow”和“West Lake”，其实也并不是必要的，只是作为没有特殊指涉意义的地名存在。也许，因为这个故事在张爱玲心目中早被牢固地与杭州西湖联结，才会在英文本中偶然地出现。 一个富有张爱玲风味的例子，就来自对“西湖”的描写： ……西湖在过去一千年来，一直是名士美人流连之所，重重叠叠的回忆太多了。游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装，映在那湖光山色上，也有一种时空不协调的突兀之感，仿佛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 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 尤其“前朝名妓的洗脸水”这样的比喻，确实是张爱玲出色的才华，使人想起金陵的“秦淮河水尽胭脂”。在她更早的作品中，此类语句可谓层出不穷。英文本没有前一段，因为“过去一千年来”的西湖对英文读者来说，不可能有“重重叠叠的回忆”。而后一段的比喻大概是舍不得，留了下来： The pale green water looked thick and just a little scummy,and yet had a suggestion of lingering fragrance like a basin of water in which a famous courtesan had washed her painted face. “前朝名妓”在这里成为单数的“a famous courtesan”，那得是多大的脸。而且汉文本中的“洗脸水”，正如“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贵妃的洗澡水，或者母夜叉孙二娘“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之洗脚水，在汉语语境中并不引起过于具体的联想，只是个“意境”。而就英文而言，尽管courtesan比较高级，而且famous，远非普通“妓女”可以相比，但这洗过painted face的一盆子或一池子水，能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就很难说了。因而这个句子中的“and yet had a suggestion of lingering fragrance”非常必要，用香味来引导对洗脸水的想象。反观汉文本，固然也有“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但“前朝名妓的洗脸水”本已完足，“脂粉香”属于依附的修辞。 尽管中英文俱佳的张爱玲，很注意此类微妙的区别并随处调整，但有时还是会不小心露出马脚。小说开头写小船上两男两女正吃菱角： “密斯周今天好时髦！”男子中的一个说。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 密斯周从她新配的眼镜后面狠狠的白了他一眼，扔了一只菱角壳打他…… 对中文本的读者而言，这是个熟滥的情节，男子的语调用不着指明，密斯周的反应也用不着解释。英文本毫无区别： “Miss Chou is very stylish today,” one of the men said.It was also stylish to address girls as “Miss.” Miss Chou glared at him through her new spectacles and threw a ling shell at him…… 问题在于，自打中文有了“时髦”这个词，在大部分情况下，言语的使用中一直有调侃的意味。而英文的“stylish”，从来只是个褒义词，应该得到微笑与“Thank you”的回报，怎么会招致“glared at him”和“threw a ling shell at him”的报应？ 可见，虽然两个文本的发表相隔四个月，英文本在前。但具体到这篇小说，从文本呈现的状态而言，无论如何，在她心中，显然先有汉语讲成的故事，英文的写作是受此控制的。情节发生在1924年到1936年，两个文本都有交代。但汉文本的标题是《五四遗事》，读者很容易明白这是“后五四”的场景。而向英语小说读者解释何谓“五四”，显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副标题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爱情降临中国时的小故事，显然试图给出背景，不过如此抽象的说明其效果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正标题Stale Mates，可以直译为“陈旧的伴侣”，当然就Stale 一词而言，似乎还需要找更富多义性的对译词。张爱玲自己给出“老搭子”的标注，倒不如说她是先有“老搭子”，再译成Stale Mates。“老搭子”是上海话，常凑在一起做什么的意思，比如“饭搭子”、“白相搭子”，用于麻将桌上，就是所谓“麻将搭子”。显然扣的是小说结尾一夫三妻正好凑一桌mah-jongg，而Lo将两位已经离婚的太太接了回来，可不就是“老搭子”。 相对英文本，汉文本中注入了一些只有中国读者才能感到有意味的细节，比如谈到男主角罗和他的配角郭，有英文本所没有的如下介绍： 两人志同道合，又都对新诗感到兴趣，曾经合印过一本诗集，因此常常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自称“湖上诗人”，以威治威斯与柯列利治自况。 尽管威治威斯与柯列利治确实被称为The Lake Poets，而张爱玲肯定也没打算影射1922年在杭州西湖成立的湖畔诗社，以及同年出版的《湖畔》。但这个发生在1924年的故事，其所指涉的这个细节，确实染上了汉语读者所能联想到的“五四”气氛。同样，涉及到女主角密斯范的出场描写，英文本和中文本分别如下： ……while Miss Fan's was the beauty of a still life.She sat smiling a little,her face a slim pointed oval,her long hair done in two round glossy black side knobs.She wore little make-up and no ornaments except a gold fountain pen tucked in her light mauve tunic.Her trumpet sleeves ended flaring just under the elbow. 密斯范则是静物的美。她含着微笑坐在那里，从来很少开口。窄窄的微尖的鹅蛋脸，前溜海齐眉毛，挽着两只圆髻，一边一个。薄施脂粉，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水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周身毫无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只金自来水笔。 可注意的是，汉文本中的“前溜海齐眉毛”，是英文本所没有的。另外穿着方面，英文本的“Her trumpet sleeves ended flaring just under the elbow”，其所对应的汉文本的描写是：“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水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这里所涉及的前溜海、裙子、夹袄、丝巾，无论样式、颜色、质地，都是“五四”新女性最富特征的配套装扮——严格地说，最为符合对“五四”“女校高材生”形象的想象。 这些细节的差异，使两个文本有了本质的不同。英文本给予读者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奇异甚至荒唐的东方故事。而汉文本所谓“五四遗事”，有“五四”这样的背景，整篇小说撑出了很大的张力，社会批评与文化反思的意义俱在。 对于“五四”，对于“新文艺”，张爱玲一直以来的语气间，并没有多大的认同感。初出道时的《自己的文章》，就颇为盛气地对“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创作祈望嗤之以鼻，声称自己“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新文艺腔”在她那儿屡屡被提及，一直是个绝对可笑的负面词汇，“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1974年6月30日张爱玲致夏志清)。而晚年《谈看书》，中间一段叙及二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小说”，如数家珍，可以想见其阅读之多，实际也可想见对其影响之大。张爱玲所叙述的这一传统，或者说她所汲取的营养，正是新文学兴起后与之并行的旧小说一路的主流。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最初会投稿于《紫罗兰》，又为什么对傅雷给予她的期待生出那么大的反抗。 不过，对于胡适、周氏兄弟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张爱玲虽不感到亲近，倒也一直没有什么苛评。1952年到香港后，她的目标就是去美国，然后在那儿生活下去。1954年，她寄《秧歌》给在美的胡适，猜想私下的原因倒不在于期待得到如何的评价，而是以胡的人脉，结交后说不定可备不时之需。大约出乎她意料的是胡适极为认真的阅读，翌年赴美后和胡适几度交往，胡的宽厚给张很大的安慰和感动，以至于“如对神明”。胡适去世后，在回忆文章《忆胡适之》中，张爱玲专门谈到“五四”： 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这样的议论在张爱玲那儿是极为罕见的，将胡适喻为先知摩西，其背景是当时大陆的胡适大批判，因而对“五四”有这样的议论。1955年11月张到美国，至翌年2月在纽约停留，同胡适有过几次见面。随后约半年就有了《五四遗事》的英文版，不到一年又有了汉文版。严格地说，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对“五四”所带来的自由恋爱，也就是Love Came to China并不否定，只是带着嘲讽的语气描写当年的做派。小说重心在于Love这个东西进入中国环境后的变异，被拖回了传统。诚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有点类似她对新文艺的看法，70年代初接受水晶访问(《蝉——夜访张爱玲》)，在被问及鲁迅时她有这样的议论： 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由于张爱玲一贯心高气傲的自我表述，她与“五四”相关联的一面通常不被重视。这一段也是偶然被问及才带出来的，如果怀疑采访者记录的忠实程度，或者张是否只是应付性地随俗表达？那么她在英文创作屡屡碰壁后的反应，似乎能说明些问题。离开大陆以后，张爱玲明显是计划以英文写作立足，并以韩素英(即韩素音)为对照，认为自己远比韩高明，不会写韩那一路的东西。但与韩的成功相反，张几乎连出版社接受她的作品都困难，最后终于愤激地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欢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974年11月21日张爱玲致夏志清)自然，西方想看到的东方，或者他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想象或补足自己的缺失。 所谓“拆穿”，毋宁说是鲁迅的气质。事实上，刚出道的张爱玲，尤其她的《金锁记》，在评论界是立即与鲁迅联系到了一起。1944年5月，《万象》第3卷第11期刊载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其中提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同时的1944年5、6月《杂志》第13卷第2、3期，胡兰成《评张爱玲》则干脆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这是最早的两篇重要评论。傅雷所谓“《狂人日记》”，大概是一时手滑，本要说的是《呐喊》《彷徨》之类，因为《狂人日记》中很难说“某些故事”。虽然傅雷因他的文章与张爱玲起风波，但胡兰成发表文章时与张已是出双入对。看来她是并不反对这样的联系的。确实，就所塑造的人物的力量而言，曹七巧并不弱于祥林嫂，而由《金锁记》联想到《狂人日记》也并非没有道理。《狂人日记》和《金锁记》的开头：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狂人日记》)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金锁记》) 都是月亮，都是隔着三十年。二人气质殊异，而材质差似。因而不可因张爱玲反复强调她与旧小说传统的渊源，不断讽刺新文艺的腔调，就忽视她与“五四”的关联。类如《五四遗事》，恰恰是最“五四”的。 有关男女问题，“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多有讨论，比如周氏兄弟涉及的“贞操”、“节烈”等。胡适组织翻译易卜生(《新青年》“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第4卷第6号)，其中尤其《娜拉》，引起巨大社会反应，娜拉也成为女性独立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这个剧本前两幕译者是罗家伦，而最后一幕则是胡适亲自操刀，全剧的结局： 郝 你不信，我却要信。你告诉我，我们应该变到怎样？ 娜 须要变到那步田地，要使我们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会了。(他从外厅上走出去了。) 郝 (倒在门边一张椅子上，坐下，双手蒙着脸。)娜拉，娜拉！(抬头四望，站起来。)没有人了，他去了！(忽起作希望之心。)“奇事中的奇事？” (外面大门关闭的声音) 随着这“大门关闭的声音”，中国的“娜拉”也开始“走出去了”，有从丈夫那儿走出去，但更多的是从父亲那儿走出去，这就是所谓的“新女性”。不过，四年半后，1923年12月26日，素来思考冷峻的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对着那里的女学生发表了一个演讲，题曰《娜拉走后怎样》。娜拉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易卜生和胡适以为问题解决了，鲁迅却认为，问题才刚开始：“娜拉或者实在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什么，卑之无甚高论，“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过了近两年，1925年10月，正是新文学恋爱小说开始大为兴盛的时候，鲁迅写作了《伤逝》。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理由大概是小说完成前不到十天，周作人刚翻译了一首诗，题名就是《伤逝》(丙丁：《伤逝》，《京报副刊》，1925年10月12日)。就他们弟兄间的知根知底，周的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不过这也只有当兄弟的才能读得出来。 所以还是回到普通读者的阅读立场，小说《伤逝》讲述了一个自由恋爱的悲剧故事，其模式还是鲁迅特有的“走后怎样”。子君和涓生冲破家庭阻挠走到一起，这一当时其他同题材小说结尾的情节，在鲁迅只是叙述的开始。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胜利了，然而接着是无穷无尽琐碎生活的磨耗。更重要的是经济的问题，也就是没钱了，涓生失业。而子君从头到尾就没有“经济”，于是终于连爱情也消耗净尽。正如《娜拉走后怎样》里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回到了父亲的家里，死了。 就鲁迅所认为的真正的女性解放，即出走的娜拉，并且拥有自主的经济权，张爱玲几乎可称得上理想模型。1938年初，18岁时她逃出父亲的家，依母亲和姑姑生活。其后最晚到1943年，在文坛陡然大红，经济完全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苏青、张爱玲对谈记》，《杂志》，1945年3月第14卷第6期)鲁迅告诫姑娘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张爱玲天生就是个现世主义者。“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的话》)出名了，有钱了，感情的选择方面，也就有了自主的支配权，即使亲人也很难插手。同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开始自由恋爱，一切似乎都很圆满。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可以算是真正的“五四”产儿，不过最后收获的却还是悲剧。两人之间不能长久，其实并不在于世道的变迁，而在于能够相容本就是一场误会，在张爱玲那儿更是错觉。胡兰成是旧式才子，所谓“才子”，在中国有着很长的传统，并且发展出一种文化。简单说，就是在男女关系上，以“才”换取一定程度的道德赦免，因此“薄幸”也可以获得审美。本来，这与以“力”、以“钱”获得性优势并无太大区别。但对受者而言，“才”是内在的，是所谓智力魅惑，因而是吸引而非强迫。而对施者而言，正因为本不是强迫，那就无须自责，更谈不上受谴责。 胡兰成的自述，也可以轻易看到这种关系。面对目无余子的张爱玲，他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进入，除了技巧的熟练，更在于心态的良好，毫无追求者的患得患失，因为本就谈不上是个追求者。接着将二人的相处营造得毫无烟火气，与世俗生活完全隔离。恰恰张爱玲自视极高，小说以平庸为传奇，自己要的却是真正的传奇。加以从小处处反抗，本就对世俗观念不以为然，只要“两情相悦”，甚至胡本有妻室她也无所谓。结果这一极为前卫的现代观念，与胡古老的才子佳人之思，奇妙地“错位耦合”在了一起。 这种镜花水月自然不能接触空气，张在胡大难将临之时与其缔结婚约，是准备义无反顾的。而且此时胡与原配已经离婚，并无事实的障碍。不过在胡那儿，这还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一个情节而已。也就半年，在武汉与“小周”(训德)又结了一次，再不到一年，在温州与“范先生”(秀美)事实夫妻。同时对于张爱玲，他的意愿是也要保存在那儿，这种局面对他根本就不成问题。在张要他抉择时，他理直气壮地拒绝，因为他的道德决定了，他对谁都不能“负心”，那不公平。 终于，张爱玲与胡兰成决裂，像极了胡适译本中娜拉所说的话：“须要变到那步田地，要使我们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会了。”之后胡东躲西藏数年，1950年离开大陆，在香港半年后往日本。此时“小周”结婚了，“秀美”无法再见了。不过在东京他又有了“一枝”，接着是佘爱珍。期间找一切机会联系张爱玲，函件中语气不无撩拨，直到张最后警告才作罢。二人最后的分手对张爱玲是致命的打击，按她的说法，是“萎谢”了，不可能再有爱。而对胡兰成而言，这不过是他生活中——不是“生命”中——的一段际遇，而且是与“民国女子”，其得意是远超乎惋惜的，因而有了《今生今世》那样，愿话于天下人共知的腔调。 张爱玲1955年底到美国，翌年3月结识赖雅(Rehyer)，8月14日就结了婚，与过去的生活一撅两段。而9月20日Stale Mates就刊出了，像是结婚的纪念品，随后就是汉文本的《五四遗事》。Stale Mates的副标题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无论如何是个必要的存在，用以解释小说的意旨。到汉文本就无需了，不过汉文本又另起了一个奇怪的副标题：《罗文涛三美团圆》。 首先“罗文涛”就莫名其妙，张爱玲固然喜欢给自己笔下的人物起俗气的名字，但在本文中所有人物都只出现姓氏。男主角罗(Lo)和配角郭(Wen)，女主角范(Fan)和配角周(Chou)。其中英文本中的Wen，不知原想的是闻还是温，改为郭，大约只是为音节上更为协调。其他两位罗的前夫人，一位是王(Wong)，而原配张(Chang)，在汉文本中真是过于惨淡，是由于“娘家人却气得揎拳掳臂，说：‘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读者才知道姓张。总之，都是姓氏，没有一位出现过名字。这样处理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本篇先有英文本，对英文读者来说，“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忆胡适之》)。这种做法到汉文本也就延续了过来。 既然如此，何必在副标题中冒出个“罗文涛”？实在是难以素解，大约只有她自己清楚了。小说中对罗的描写，“身材较瘦长的一个姓罗，长长的脸，一件浅色熟罗长衫在他身上挂下来，自有一种飘然的姿势。”这似乎有点像谁？ 当然，并不是说这篇小说是在影射什么。故事应该另有来源，“三美团圆”的原型，是发生在别一个时间别一个空间的别一些人，甚至“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也可能是她听来的原话。只是当年胡兰成所希望的才子佳人的结局也正是“三美团圆”，张爱玲写作时潜意识中很难不泛起这些吧。其时她很大程度是为了美国绿卡而再度结婚，正采取措施彻底终结胡兰成的纠缠，“团圆”终究成为了她巨大词库中最具有反讽性的一个词汇。 十一年后赖雅去世，张爱玲完全与世隔绝，晚年为了躲避fleas(跳蚤)，拼命搬家。她自己所承认的处女作《天才梦》，结尾的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四十年后，她才意识到是“虱子”的误写(《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原是精神的“小咬啮”最终施加于实实在在的肉体，确实让人同情。对于世人，张爱玲也像躲避“蚤子”一样逃难。因而，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的张爱玲，除了《同学少年都不贱》，没有一篇小说的题材晚于她赴美之前，她所有的生活记忆都封闭在了那个时候。 别人的故事总会写完，终于，她开始写自己的故事，题目是《小团圆》——是的，还是“团圆”。 有朋友转来一条微博，6月28日15∶28祝淳翔(zcx1997)先生所发，如下： 《中天[堂]闲话》改《闲话》的今年第3期，头一篇写张爱玲的文章，似乎还把迅雨文中的猎人日记误以为是狂人日记，还大发议论。无感啊…… 这真是无以自辩的错误，而且厚诬傅雷。本文是课稿的改写，所以并不依普通论文体例，只做了一些文间注。Stale Mates和《五四遗事》，曾远求纽约和台北的朋友查找原版本。但因为赶着提供给所参加的学术会议，其他的资料征引有数条来不及核对原刊。迅雨文章中这句话，似乎二十多年前就已误读，要命的是印象还特别深，而且众多研究论文都如此误引，弄得自己从未觉得有问题。《闲话》约稿，说是小圈子的非正式出版物，心想就这么着先给朋友看看也好。如今既经指出，虽删削相关内容无伤于论述，但还是保存原样为好，以为异日之鉴戒。 本文他处较前稿改写了些许字句，并添加一条语例。因又想起会议宣读时，听者的兴趣大多集中于罗文涛究竟是否影射胡兰成。当时颇有些意外，以为自己所做的无论如何不是索隐，怎么就纠缠到这上头了？ 原来写作时，末了时间不够，仓促结尾，“罗文涛三美团圆”未曾详论。今引陈子善先生之先见如下： 后来，张爱玲创作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副题也正是“罗美[文]涛三美团圆”。到了《小团圆》里，张爱玲写到九莉怀疑邵之雍亡命时与小康、巧玉的暧昧关系，却设问：“等有一天他能出头露面了，等他回来三美团圆？”紧接着又对邵之雍仍不断写下“百般譬解”的长信给九莉作出了“按照三美团圆的公式，这是必需的”之解释。邵之雍做着“三美团圆”的美梦，而九莉终于受不了：“唯一的感觉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一件事情结束了。”《小团圆》与“大团圆”正相反对，是对“大团圆”的反讽(《看张及其他?〈小团圆〉的前世今生》，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 洞察甚是可佩。其中之引言见于《小团圆》之“十”，而此前“九”写的全是乡下看戏，也有“九莉无法再坐下去，只好站起来往外挤，十分惋惜没看到私定终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团圆”。 胡兰成“三美团圆”的憧憬，张爱玲自然心知肚明。《五四遗事》中莫名其妙冒出来的“罗文涛三美团圆”副标题，或乃张爱玲心念一动，随手添造以射覆胡兰成。当然《五四遗事》远早于《小团圆》，不能以《小团圆》证明《五四遗事》也是自写身世。正如“《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水晶：《蝉——夜访张爱玲》)，《五四遗事》的“老搭子”也“有所本”，但那应该是“另有所本”。 已记不得多久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许宝騤《俞平伯先生〈重圆花烛歌〉跋》(《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中云： 余晚年稍治“红学”，抉微发隐，偶有所见，辄撰文刊载于《团结报》，必先向平兄请教，获益良多。余有说香菱与陈圆圆一文，兄且嘱姊为查验资料，落实二人左眉梢上之一粒红  ，不敢说铁证如山，亦可谓妙证如水，余得书后果如兄所言大喜欲狂。之所以经年不忘，在于觉得“妙证如水”一语甚是佳妙。至于香菱与陈圆圆究竟如何关系，倒也不曾上过心。如今查找，见载《团结报》1981年9月5日，《抉微发隐 共话红楼》系列之“五、试猜英莲——香菱之谜(续)”之“附录：有趣的补充”： 我的表兄姊丈俞平伯见我前文后，特检出一本书相赠，并说“弟阅此书，必大喜若狂。”书名《沧桑艳》丹徒丁闇公(傅靖)作…… 所谓“前文”，即1981年8月8日、22日连载之“五”。大略而言，许宝騤以为香菱乃陈圆圆的影射，结果俞平伯提供材料，落实陈圆圆和香菱一样，二人皆有“左眉梢上之一粒红  ”。不过，此有关陈圆圆的资料后出，故不能“铁证如山”，只能退一步“妙证如水”了。红学我素不敢窥园，但说香菱与陈圆圆有关系，真觉得匪夷所思，是诚不能赞一语也。然小说一道，所谓“原型”，作者心绪微动，总在是与不是之间。定要强求，要么一说就错，要么一说就俗。斯乃横摆浮搁，言之即止，方可谓“妙证如水”。 姑也索隐以为胡闹。《五四遗事》开始出场的两位女性，一是“范”，一是“周”，此二姓当于张爱玲至为敏感。胡兰成要成其“三美团圆”的，恰是一姓周(训德)，一姓范(秀美)。又文中有：“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 或问：那又如何？ 曰：却也并不如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