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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左翼文学史观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革命图景的重要元素，其生成演化与瞿秋白密切相关。瞿秋白基于个人历练和时代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进行精深宏阔的政治化思考，更因革命斗争情势与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革命化演述，从而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内爆。以瞿秋白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兴起，事实上正是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入思路径和入世模式的一个常态缩影。 【关 键 词】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瞿秋白 【作者简介】傅修海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大学公民教育中心 中国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史观的现代兴起，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无数革命先驱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战果。倘若要数两三人代表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则必有瞿秋白。瞿秋白不仅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传播者，也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倡导者、创造者和在场者。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形塑进程中，他更是促成其左翼转折的关键人物。钱杏邨1939年拟为瞿秋白编著十卷本全集(图1)，发刊预告中称之为“中国新文化的海燕”①；李何林1339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将瞿秋白与鲁迅标举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②，书前分别附有陶元庆作的鲁迅素描、瞿秋白(宋阳)青年时代的相片，可谓“文”与“貌”俱在(图2)。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几乎已经是所有现代文学史著述的通识。但事实上两个“革命”不但文武有别，而且在入思理路和论述逻辑、理论旨趣上都千差万别。尽管革命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③，然而注意到现代文学的革命一贯性，又提出过三次文学革命论，并系统论述过其间因由曲折的，却只有瞿秋白。可以说，瞿秋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革命演义的第一人，代表作之一就是他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④。  图1 《〈瞿秋白全集〉发刊预告》(《文献》1939年第4卷)  图2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封面、版权页及其扉页1、2(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初版) 其实，《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并不是瞿秋白最早以“革命”论述现代文学的论文。早在1923年10月，瞿秋白就已经带着俄国考察期间获得的革命思维，尝试运用现代革命的文学史观写下《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文章劈头就说“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相信“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到时候“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文学世界要有“劳作之声”⑤。此文是瞿秋白运用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尝试之作，思维逻辑之简单化也显而易见，“主义”帽子满篇飞。但这种以革命起点切割文学史的思路却从此蔚为壮观，不仅越来越成为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论的基本招式，更生成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路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 任何模式的生成都离不开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工作。1927年1月，瞿秋白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确立了两大理论武器：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论文集〉自序》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⑥。因此，如果说此前瞿秋白关注“革命实际工作”⑦的理论，那么1931年后的瞿秋白则只关注文艺战线理论，包括文学革命史的演绎工作。 1931年5月30日，瞿秋白刚从革命实际工作转到左翼文学战线不久。结合长期对汉字拉丁化工作的思考和当时文坛现状的观察，为发动被其称作“第三次文学革命”的“文腔革命”⑧，瞿秋白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首次以革命化的思路系统演述了彼时几近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从论述前提、进程、结论和旨趣来看，瞿秋白是在写一篇檄文，目的是为了论战。事实上，瞿秋白在那个时代语境和情势下写的文字，也不可能有过多的学术考虑，他最初和最后之目的都是政治斗争。《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可谓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极为典范的文字，解析其入思轨迹，可发现其在后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⑨的原因。瞿秋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动“第三次文学革命”，其论证逻辑可谓粗犷奔放，试析解如下： 小前提是“新文学”等于“新言语”，所以“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构成近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史中的“三次文学革命”：第一次是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诗界、文界“三界革命”；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次是“文腔革命”。大前提是“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始终只能算是流产了”，“根本算不得革命”，只形成了“旧式白话小说”，因此“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的文学”。“第二次文学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但“只建立新式白话的‘新的文学’，而还不是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于是必须展开“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文腔革命”，目标是“新的文学”的产生、“新的言语”的产生、“现代普通话的建设”三者合一。 具体而言，瞿秋白的第三次文学革命有四方面要素：文艺内容上“不但要反对个人主义，不但要反对新文学内部的种种倾向，而且要认清现在总的责任还有推翻已经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等等地位的旧式白话的文学”。文腔改革上“不但要更彻底的反对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对旧式白话的威权，而建立真正白话的现代中国文”。革命的对象是“现在的旧文学——旧式白话的文艺，以及高级的和低级的新式礼拜六派，当然，这个革命运动同时能够开展‘新文学界’内部的一种极重要的斗争”。革命的目的是“必须包含继续第二次文学革命的任务——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新的言语’——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必须建立的，这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⑩。《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主旨就是要发动一场从语言到文学乃至文化的战争。当然，这只是一场文史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战争，也是一场共产国际主义视域下民族文化的内爆式革命。 显而易见，瞿秋白试图通过对文学史在革命思路下的重新叙述，获得文腔革命和建立现代普通话的历史合理性。瞿秋白是在给自己、也给处于低潮的左翼革命事业寻找一个继续革命、继续高潮的领域和理由。倘若结合“盲动主义”的相关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个人遭际，这场战争的发动就变得意味深长。然而，就其本人而言，它既是瞿秋白刚刚从政治斗争回返文学战线的现实需要，也是共产国际强势语境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面发展的必需。 根据革命需要而重构历史，一直是瞿秋白非常关注和热心的事情。瞿秋白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思考也早已展开。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认为“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11)。 除了试图在文学史到思想史领域夺得革命话语权之外，瞿秋白对于自己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其他范畴的历史写作也极为关切。1931年《布尔什维克》(12)的第4卷第3期，发表了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此时的瞿秋白已经离开政治漩涡的中心了，但当他看到这篇大革命史论后，激愤之余，在1932年5月8日写下了长文《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13)。按理说，此时此刻的瞿秋白，其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必要去关心此事了，但他之所以对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史异常关注，无非还是因为在这段历史中，他是实质上的领导者之一。这也体现了瞿秋白对革命历史叙述本身的高度重视。 有鉴于此，回首瞿秋白基于三次文学革命论而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其文字情怀和革命热情就更为可解。虽然瞿秋白已经从政治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文学战线上，但出于个人革命活动的历史延续要求，从革命任务口号提出的合理性论证出发，瞿秋白仍以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近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事业之中。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瞿秋白将文艺和革命政治两条战线并驾齐驱的论列模式，以及对二者进行相互呼应的意识形态建构做法、动机和实践逻辑，无形之中为此后的文学史叙述首开了革命演义路数的先河。放观后世诸多红色文学史写作，大多抽离了具体当事人的历史体验而将论述普遍化，此一“反现代”(14)的现代文学史述模式很容易由洞见变成偏见与盲视。而把文学与政治实践比肩映射，甚至以文学发展史类比社会革命史、军事斗争史的做法，也轻易地使艺术史堕落为社会革命的譬喻史。问题还不只如此。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所呈现的论述模式，那种基于政治需要而采取先破后立的斗争史观，那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进化史观，甚至影响了一个乃至几个时代。 如果说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时候，瞿秋白并不专于文学史写作本身，而是为了寻找新文学的革命任务和开辟战线，那么，瞿秋白给鲁迅写信讨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15)则堪称瞿秋白建构革命文学史观的典型事件。 姑且不论鲁迅收到这封信后的回应。在瞿秋白看来，他写信给鲁迅去讨论文学史的整理问题，其实也就是申述文学史观的“政治正确与否”问题。瞿秋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此呈现自己对文学史体系建构的看法。瞿秋白的文学史观意图，在给鲁迅的这封信中表达的很明确，抱负也很阔大，因为事关意识形态建构。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是瞿秋白1932年10月6日写给鲁迅的信(16)。“一九五〇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于整理鲁迅藏书时发现此手稿。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题目为系该《文集》编者所加”(17)。此信的起因，是鲁迅送给瞿秋白一本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8)。查鲁迅当天的日记及当年的书帐(19)，可知鲁迅于1932年9月24日购入此书，同日还购进马叙伦的《六书解例》、石一参(广权)的《说文匡许》、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瞿秋白读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写了读后感——《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送这本书给瞿秋白?鲁迅深谙中国社会历史，且对此往往颇有洞幽烛微的自得。送这样的一本书，当然不是没有选择和鉴别。 众所周知，创设于曹魏而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930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是研究这一制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评价甚高。实事求是地说，关于门阀制度方面的学问，鲁迅和瞿秋白应该都不会在杨筠如之上。杨筠如是谁?1925年7月27日，清华研究院录取了首届新生(正取三十名，备取二名)，杨筠如名列第十一位，后师从王国维。1926年，杨筠如完成《尚书覈诂》初稿并得到王国维的高度赞赏，经修改后王国维还给他写了序，谓“博采诸家，文约义尽，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皆时为之也”(20)。无疑，王国维对弟子的评价和期许是相当高的。作序的时间为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去世没几天。作为荀子研究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杨筠如著述不少，曾留学日本，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四川大学等教职(21)。由此可见，鲁迅购入此书，当是出于对此书在专业知识和学问探究上的认可。一般说来，买别人的著述来送人，其目的无非有两点：或是求其友声，引发瞿秋白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批判；或是公诸同好，表明自己对此书的激赏，甚至为补瞿秋白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思考之不足。这种与友人问学的风度，足以让后世的读书人振衣长叹，难怪瞿秋白会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22)的感慨。不过，瞿秋白毕竟是曾经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从俄苏接受过共产国际精神洗礼的革命者。鲁迅专从问学入思取径，显然不能与其革命化的中国社会历史思考无缝对接。因此，毫无疑问，鲁迅这次是小扣而大鸣，导致了瞿秋白以文学史问题为出口的井喷式革命反思。 瞿秋白看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从书中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析本身发现作者写作方法存在问题，从而借题发挥，重点讨论历史写作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文学界有相当代表性的文学史家，瞿秋白便以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写信给鲁迅。目的当然有和鲁迅商榷乃至说服的意味。显然，鲁迅认为此书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它之所以能激起瞿秋白写信的欲望，同样出于两个理由：一是这本书观点的代表性，二是鲁迅对此书认同本身的代表性和严重性。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所论的，不仅仅是是中国文学史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的‘社会的历史’”该如何写的问题。用瞿秋白自己最喜欢的词语来说，就是要如何“整理”的问题。“整理”一词，可谓精当的革命者词汇。瞿秋白觉得该书“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写”。但该书引起瞿秋白的深思，却还在于“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瞿秋白“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他说：“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23) 瞿秋白发现杨筠如历史写作方法本身存在问题，也就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因而借题发挥给鲁迅写这封信。由于鲁迅首先是文学家，于是转而重点讨论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关键问题是，正是鲁迅而不是别人送给瞿秋白这本书。想必瞿秋白因此认为，和杨筠如一样，鲁迅在“中国的‘历史’该怎么写”(24)的问题上，都属于需要被“整理”的范畴。因此，和鲁迅讨论文学史整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抓住了典型，实质还是关于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现实政治曲折，瞿秋白当时已经只能在思想政治和文艺战线上发挥作用了。因此，真正让瞿秋白振奋的，并非是这本书及其作者如何重要，也并非文学史写作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文学史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关系着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解释权。“五四”是什么?文学是什么?鲁迅是谁?这些无疑都是革命者(尤其是从“五四”走过来的革命者)如何看待文学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身为革命筹划者和领导者的瞿秋白来说，个中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这不仅事关瞿秋白本人革命事业的突围，也是革命事业发展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首要问题。 瞿秋白采用了列宁把等级问题转化为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思路，把封建社会制度里的门阀制度抽象为“中国的等级制度”，实质上就是将其转化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尽管瞿秋白明明知道“‘门阀’——我们现在翻译外国文的时候，通常总译做等级，这是和阶级不同的”，但为了论述需要，为了让材料服从观点，瞿秋白在论证思路上还是将二者混用了。不仅如此，为了寻找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主线，瞿秋白把中国贵族的“文士道”对应为欧洲贵族的“武士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瞿秋白相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能动关系，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既然“文士道”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贵族思想，那么其变迁便是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瞿秋白于是自然而然地得出自己论述文学史和论述门阀史的逻辑关系所在：“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掺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指鲁迅)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25) 瞿秋白同样以阶级斗争思想来看待文学思想的发展，进而提出整理中国文学史的五条原则。其核心就是首先把“五四”之前的文学史定性为“贵族文学史”，认定它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化”。因此，整理这段文学史必须“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乃至于在选取文学史整理的重点上，瞿秋白也尤为看重“从元曲到‘五四’以前”这一段，因为它特别符合阶级斗争为纲的叙述要求(26)。瞿秋白对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瞿秋白把阶级分化与文类变迁结合起来论述，把文学史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把古代社会发展史置于世界视野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演述了一遍，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学史叙述。此后，瞿秋白对《子夜》和“创造社”的论述中，也都一再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27)、“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28)。 在这封信里，瞿秋白把文学史的整理当作一次严阵以待的斗争，警惕性之高溢于言表，其背后的阶级斗争思维相当明显。对瞿秋白而言，文学史和社会史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内爆动力都源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整理文学史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整理社会斗争史。瞿秋白尤为强调：“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29)一方面，瞿秋白整理文学史只是他整理社会阶级斗争史时借重的外壳；另一方面，瞿秋白注重的是文学史内容方面的整理，认为“贵族文学之中的纯粹文学部分”“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属于应当注重的文学史的“内容方面”(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