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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瞿秋白给鲁迅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的信，是意料之中的事。从时间跨度说，瞿秋白这一次的论述下限是“五四”时期，重点是从元曲到“五四”前，着眼整个中国文学史，更明确地以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观笼罩全盘，意味着革命者对意识形态的历史重构。瞿秋白写这封信，目的是为了建构心中的文学史体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革命叙述进行初步演练。在瞿秋白看来，文学史不过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写信无非是以文学史为例，告知鲁迅必须在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文学史观的“整理”。当然，需要整理的，事实上并非仅仅在于“文学史”，也不仅仅是“整理”鲁迅一个人的文学史观。瞿秋白要重新叙述的，是鲁迅送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这本书所指涉的“中国的‘社会的历史’”(31)。 也许鲁迅收到这封以读后感为名的信会颇感意外。然而，送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给正在从事社会改造和现实政治的革命者，鲁迅不会没有自己的考量，他想必也期待着瞿秋白作出某种具有当下性的回应。当然，政治敏锐的瞿秋白也不会不知道这里隐含着某种意味，但瞿秋白似乎更多想到了某种事关革命历史叙述权威的挑战，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32)。通过写这封信，瞿秋白不仅正面回答了自己，也回答了鲁迅的探问，更回答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史整理的讨论和申述，显然不过是一种转喻。 瞿秋白的这次整理文学史的举例和试演，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文学史重构工程。无论是对于瞿秋白还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而言，这尽管还只是“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于一个大体的轮廓”(33)，却不仅成为日后人们评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根本思想，还一直影响着新文学史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写作模式和叙述思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此文的重要之处是其令人惊诧的延展性、后滞性与在当下的绵延。 历史总是由点到面地构建，瞿秋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同样如此。从《鬼门关外的战争》到《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革命演义到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内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叙述，瞿秋白已经有了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从“五四”到“新的文化革命”(34)，倡导“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即“无产阶级的‘五四’”(35)，从语言到文学，从政治到社会历史，全面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史叙述。然而，就文学史观的建构而言，除却理论架构之外，还要有思潮运动史和作家作品史的点状个案来支撑。瞿秋白的思考与实践同样建基于此。以左翼革命为现代性依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反现代”文学史观的兴起，应该如何建构与叙述呢?瞿秋白把目光停在了“五四”和鲁迅这两个经典的“点”上。毕竟，从“五四”到1933年，要在这么短的历史时段寻找符合叙述要求的点，当然也只有“五四”和鲁迅。有意思的是，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和鲁迅观是逐渐定型的，二者不但相互依存，而且循环论证，但原点仍是“五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讨论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根本问题就是讨论瞿秋白的“五四”文学革命史观的普遍兴起。 瞿秋白的“五四”文学观是怎样生成的呢? “五四”运动爆发时，瞿秋白说自己是“卷入漩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对自己参与“五四”，瞿秋白的描述非常朴素，呈现出个体在大时代中常态的被动和激情。“五四”落潮，带着“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内的要求”，“秉着刻苦的人生观”的瞿秋白奔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36)。可见，直到写《饿乡纪程》时，瞿秋白对“五四”思潮仍只有总体感受和观察，没有具体研究，对“五四”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深入思考，但瞿秋白日后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却常以“五四”为起点。 1922年3月20日、24日，瞿秋白写下《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生活》、《新的现实》。这是瞿秋白思想飞跃的记录，他从此要以“现代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现象”，觉得“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见现实的世界涌现”，要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作为自己寻求“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的目标(37)。1931年6月10日，瞿秋白作《学阀万岁!》，再次详细地讨论了“五四”运动“光荣”的主要所在。但瞿秋白反语式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差不多”白费，并作出特异的结论：“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38)1931年7月，瞿秋白作《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他说：“‘五四’的白话运动当然有它的功绩。它打倒了文言的威权。但是，它的使命已经完结，再顺着它的路线发展下去，就是——用改良主义的假面具，掩护事实上的反动，扛着‘白话文’的招牌，偷卖新文言的私货，维持汉字和文言的威权，巩固它们的统治地位。”(39) 最能体现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革命转折的，是他在1932年5月18日写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源和〈文化评论〉》，其中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继承问题的争论。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对此，瞿秋白的理解是：胡秋源“认为现在要‘自由人’的‘智识阶级’，负起文化运动的特殊使命，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40)。而《文艺新闻》却“认为‘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认为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前一条路是‘脱下五四的衣衫’，后一条路是把‘五四’变成自己的连肉带骨的皮”(41)。显然，争论双方(一方是瞿秋白与《文艺新闻》，另一方是胡秋源与《文化评论》)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阶级立场的问题。瞿秋白很清楚这个底线，他明确指出：“‘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五四’民权革命的任务是应当澈底完成的，而‘五四’的自由主义的遗毒却应当肃清!”(42)此时此刻的瞿秋白，已经把“五四”分成“民权革命”和“自由主义”。前者“应当澈底完成”，但领导权应该而且已经发生转移；而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却被比作“衣衫”和“皮”，是“应当肃清”的“遗毒”。 瞿秋白大胆而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历史切割，显然是以背弃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为前提的。然而，曾经亲历过“五四”的瞿秋白，应该能感觉到自己的论争逻辑有尴尬和牵强之处，事实上也的确经不起学理上的严密推敲。不过，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瞿秋白似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政治，他牢牢坚守住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阐释权，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和阶级立场的底线考验。毕竟，他属于那个革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大时代，而革命立场是彼时所有问题中最后和唯一的标杆。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相关论说、“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等问题仍然占据着论述的中心。显然，不是问题本身说不清，而是说不清本身就是“五四未竟之遗业”(43)，其间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立场问题。 瞿秋白深知，作为革命文学史观的原点和起点，“五四”文学史观建构是争夺历史叙述合理性的重要资源。瞿秋白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标志着其“五四”文学史观的正式生成。《“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同时被收入《瞿秋白文集》的文学编和政治理论编(44)，也说明其意义非同寻常，既有文艺思想价值，也有政治思想地位。 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里，瞿秋白把“五四”时期和俄国19世纪60年代相类比，认为二者是“相像的新文化运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强调“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45)。而在不断强调“五四”遗产继承权合理合法的同时，瞿秋白对“五四”文学史观的革命论述更是毫不含糊，乃至于后人简直无法分清他究竟是在论说“五四”文学史，还是在申述政治思想斗争史： 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的代表，至少有一部分是当时的真心的民权主义者——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中国的文化生活在“五四”之后，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四”式的新文艺总算多少克服了所谓林琴南主义。当时最初发现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然而新文艺的革命反抗的精神，还在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之中发展着。跟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的斗争爆发起来，所谓文化运动之中自然反映着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表现着许多方面的斗争……直到“科学”，“民权”之类的旗帜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46) 瞿秋白要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47)，亦即所谓的“新的文化革命”(48)。言下之意，“五四”还不够无产阶级、不够革命。既然如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自然就只能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史观的开端，而“五四”文学也不过是一个必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的开端。至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基本定型。在“新的文化革命”宏伟革命蓝图的观照下，瞿秋白确定了“五四”在革命历史叙述中不彻底、不成熟的起点地位和原初意义。此后，“五四”一直是以这种面目成为瞿秋白的话语资源。至于新的文化革命的具体目标，自然就是瞿秋白所说的现代普通话的建立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 论及瞿秋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当然不能不提到他对鲁迅的评介与榜样塑造。如前所述，鲁迅观与“五四”文学史观，是瞿秋白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两个基本点。而瞿秋白的鲁迅观形塑，毫无疑问是基于《鲁迅杂感选集》的编纂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皇皇大论”(49)。关于鲁迅与“五四”，瞿秋白论述道：“‘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50)瞿秋白进而认为鲁迅的杂感“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51)。在瞿秋白看来，有革命的“五四”才有革命的鲁迅。一系列的论证和造型运动，无不以此为前提展开。自此，“红色鲁迅”形象，通过一本杂感选集的编纂和一篇瞿秋白风格的作家论，被迅速而有点机械地构建起来(52)。 瞿秋白是少数在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条战线上都有亲身体验的领导人。他从反对“欧化文艺”(53)到反对“民族主义文艺”(54)，后来走向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55)，最终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展史的革命设计与论列，拟订了新文学史革命叙述的基本框架，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相关思考和论证实践。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与卓越贡献，可谓有目共睹。 就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实践而言，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有二：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梳理，并加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构建确立了起点，确定了革命的现代文学史的界碑和基座。二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写成了长篇序言，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作家论范式树立了至关重要的榜样，并找到了左翼文艺战线上的“旗手”——鲁迅。这两项历史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榜样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写作留下了两种典型的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的革命“整理”传统，更包括重写文学史的“革命”传统。事实上，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本质上就是重写文学史，其思想核心在于追求对“革命”的“文学史”叙述，为新文学史的发展寻找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旨趣是为了能让革命事业在文学发展领域拥有历史合理性。 1923年12月，瞿秋白致王剑虹信中附诗：“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霄。”(56)这句诗恰当概括了瞿秋白从文学转向现实政治革命的决心和热情。回望历史，放观20世纪文学现代性历程的世界格局，瞿秋白这种敢于担当、敢于破解时代迷局的豪气与言行，正如其为了革命蓝图筹划而配置以文学史发展观论证的努力一样，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高洁，但也有书生革命家的意气。 毫无疑问，瞿秋白文学史观的申述工作是属于革命工作中“非实际”的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瞿秋白毕竟以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情势，设身处地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思考着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未来，很费力地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发展道路提出了别一种解释。这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尊重和肯定的，它为后人留存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难以磨灭的重要侧面。 当我们回望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无论其如何迂回与反复，许多的史著写作模式上仍然徘徊着瞿秋白的思路，而且已成为一种凝固的经典范式。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瞿秋白的思想贡献，无疑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钱杏邨：《〈瞿秋白全集〉发刊预告》，载《文献》1939年第4卷。 ②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39年版。 ③(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④⑧⑩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73页，第147、137页，第138、139、142、145、147、152、147—148、152—153、164页。 ⑤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2、316、314页。 ⑥《〈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⑦“革命实际工作”一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常见说法，相当于区别文武分工，但多指涉文艺战线和军事政治战线的分野，而且往往有高下立判的意思。 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11)瞿秋白：《郑译〈灰色马〉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6页。 (12)《布尔什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停刊，前后共出版5卷52期。 (13)(32)瞿秋白：《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原载1932年《布尔什维克》第5卷第1期，后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471页，第444页。 (15)(23)(24)(25)(26)(29)(30)(31)(33)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75—86页，第75页，第75页，第79、77、80、78页，第81、82、81、84页，第82页，第77页，第84页，第84、75页。 (16)瞿秋白在该文末写的是“CTP，六.一〇，一九三二”。很多人以为是写于1932年6月10日。其实有误，应该是1932年10月6日，可参见下文赠书一事。 (17)参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75页编委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一文所作的“题注”。 (18)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19)查鲁迅的日记可知，鲁迅曾于1932年9月24日写道：“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从商务印书馆代买书四种四本”(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327页)。又查鲁迅1932年的书账，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是上述四本书中的第三本(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349页)。 (20)杨筠如：《尚书覈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观堂集林(外二种)》也收录该书序文(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869页)。李学勤认为后者是王国维的自留底稿，而原书序文为王国维“推敲修改”后的稿子，“绝非草率应酬之作”(参见李学勤《尚书覈诂新版序》，杨筠如《尚书覈诂》，黄怀信标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杨筠如的相关资料，参见何广棪《经史学家杨筠如事迹系年》，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3期；台东镇《国立青岛大学讲师杨筠如》，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832200100h6wk.html；李学勤《王国维的“阙疑”精神》，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日；李学勤《关于杨筠如先生晚年事迹的补正》，《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5页；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夏晓虹《温厚情谊薪火相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载《东方早报》2009年3月29日。《中国地域学派叙论》有杨筠如基本情况及其与湖湘学派的关系梳理(参见王晓清《中国地域学派叙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22)这是鲁迅应瞿秋白之请，书赠瞿秋白的条幅，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27)瞿秋白：《读〈子夜〉》，《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88页。 (28)瞿秋白：《致郭沫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418页。 (34)(45)(46)(48)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2页，第24、23页，第24页，第22页。 (35)(47)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3页，第13页。 (36)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27页。 (37)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6、247、248页。 (38)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76页。 (39)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92页。 (40)胡秋原：《真识之檄》，原载《文化译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转引自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41)(42)(43)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源和〈文化评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99页，第499、501、502页，第499页。 (44)该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时题目稍有出入，“五四”没有引号，题为《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其它内容完全一致(参见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522—532页)。 (49)《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50)(5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05页，第96页。 (52)参见傅修海、陈华积《瞿秋白与鲁迅经典化进程——以〈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为中心》，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 (53)(55)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91—492页，第493页。 (54)瞿秋白：《青年的九月》，《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6页 (56)瞿秋白：《江南第一燕》，《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