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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厚的思想感情 纪行之作既描述了大量奇异见闻，又寄寓了深厚情感，如《北使记》首先描述旅途见闻，最后抒发个人感慨。耶律楚材《西游录》上卷描述风土人情，下卷表达个人志向：“大丈夫立志已决，若山岳之不可移也。安能随时而俯仰，触物而低昂哉!”[18]《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亦有丘处机的一些诗作，抒发了个人或闲适或忧虑的情感。郝经、刘秉忠等人的纪行诗作亦多将写景与抒情融合： 1.历史兴亡的感慨。那个时代的文士大都目睹了蒙古铁骑烧杀抢掠的悲惨情状，每当忆及这段经历，都会引发他们对金季社会动荡、历史兴亡的深沉慨叹。如耶律楚材感叹金末政局混乱不堪，民生凋敝，其《用张道亨韵》：“大安之季军政乖，屯爻用事符云雷。边军骄懦望风溃，燕南赵北飞兵埃。民财已竭转输困，元元思治如望梅”，“喋血京师万人死，君臣自此相疑猜。”[12](卷11)《乙丑过鸡鸣山》是耶律氏往返于燕京与和林之间，路经黄帝败蚩尤的鸡鸣山时所写，流露出兴亡无常的无限感伤：“三年四度过鸡鸣，我仆徘徊马倦登。寂寞柴门空有舍，萧条山寺静无僧。残花溅泪千程别，啼鸟伤心百感生。今古兴亡都莫问，穹庐高卧醉腾腾。”[12](卷4)丘处机西行途中亦不由感叹历史沧桑之变：“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荣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祀，一兴一废长如此。”[13](卷上)郝经的纪行之作则感叹金朝兴亡：“当时金源帝中华，建瓴形势临八方。谁知末年乱纪纲，不使崇庆如明昌。”“遽令逆血洒玉殿，六宫饮泣无天王。清夷门折黑风吼，贼臣一夜掣锁降。北王淀里骨成山，官军城上不敢望。更献监牧四十万，举国南渡尤仓皇。”“但留一旅时往来，不过数岁终灭亡。”[19](卷10《居庸行》)其《界墙雪》描绘了雄奇的雪景，充满了历史沧桑变化的感慨，“雪盛马尤肥，皇天助幽朔。资赋不畏寒，自得生处乐。可笑赢秦初，更叹金源末。直将一抔土，欲把万里遏。隐墙甘避冷，手弄不龟药。救死恐未能，奚暇更守捉?”[19](卷3) 2.心系苍生的现实情怀。金元之际，中原经历战火的劫难尚未清理，人民依然流离失所，衣冠之士多处境堪忧，为生计而奔走四方。其中入仕蒙古的很多文人，自身也经历了战乱之痛，目睹了蒙古铁骑深入中原给个人及普通百姓所带来的苦难，他们多心系苍生，其济世怀抱并未泯灭，一旦机遇再次降临，难免豪情满怀。如耶律楚材，成吉思汗征聘之际，满腔热血，渴望再建功业，“乍远南州如梦蝶，暂游北海若飞鹏”，“安得冲天畅予志，云舆六驭信风乘”，“千山风烈来从虎，万里云垂看举鹏”。[12](卷5《过闾驹河四首》)郝经在接受征聘之际亦欣喜满怀，“南风绿尽燕南草，一桁青山翠如扫”，“鱼龙万里入都会，泓洞合沓何扰扰”[19](卷9《入燕行》)，对实现个人抱负无比自信。当时很多士人应忽必烈之召赴漠北，老友亦赠诗相送，其中不乏对朋友出仕的鼓励和支持，如李庭对张德辉的北上，流露出无比自豪的情绪：“旌车走遍太行东，晚得嘉宾自幕中。莫比草茅参国论，已从橐龠补天工。四时葱岭书年雪，六月松林解愠风。久识天孙机上石，更休擎下斗牛宫。”[8](469)许衡《赠窦先生行二首》、《送姚敬斋》对窦默、姚枢的入仕亦是积极支持。[20](176、177) 方外之士丘处机，拯救生民于水火的济世情怀亦非常强烈，“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13](卷上)。“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13](卷下)劝成吉思汗勿杀生：“上劳之曰：‘佗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13](卷上) 3.通达的民族观念。当时士人的纪行之作，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大防”观念，体现了对蒙古王朝统治下的西域及漠北新的认知，获得了与汉唐西域诗截然不同的审美描写、意象和意境塑造。如在耶律楚材笔下的怯绿连河畔的汗庭大帐壮阔绮丽，写蒙古铁骑则骁勇善战，道出了耶律氏审美倾向性及价值认同。丘处机对漠北人生活场景的叙述亦多如此。[21](285、286)对于蒙古帝王，耶律楚材、丘处机多正面颂扬。“一圣龙飞德足称，其亡凛凛涉春冰”，“尧舜徽猷无阙失，良平妙算足依凭”，认为“华夷混一非多日”[12](卷5《过闾居河》)，体现了通达的民族观念。面对诚挚邀请，丘处机感恩戴德，对成吉思汗大加称颂：“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4](卷10《丘真人》)当时的文坛领袖、金源遗老元好问亦如是，其《送高雄飞序》有云：“天家包举六舍，臣属万国，立武事以兼文备，由草创而为润色。延见故老，网罗豪隽……以成长治之业，以建久安之势。”“有怀不摅，生才奚用?是则为吾高子者，亦岂轻负所学，弃以为双璧之甘饵、九迁之捷迳乎?”[9](323)称颂忽必烈功勋、纳贤诚意，高雄飞正可借此机会尽展其才。郝经《虎文龙马赋》、《开平新宫五十韵》等称颂蒙古帝王。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将蒙古王朝纳入华夏帝王谱系予以认同。 金元易代及女真、蒙古相继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时期，很多士人历经社会动荡，目睹了蒙古铁骑南下造成的腥风血雨，因此大都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摒除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消极思想，觐见蒙古可汗，甚至奉职汗廷，向蒙古帝王宣扬周孔指教，谏之以天下苍生为念，停止屠戮，并以其切身实践，推行儒家之道，这对于促进蒙古可汗接受中原文化，以汉法治理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士人由南到达蒙古王庭，有些经由漠北远徙西域中亚，留下了大量的纪行之作，记载了蒙古高原及西域中亚的风俗历史，可补正史之不足。一些创作蕴含了丰厚的情感、通达的民族观念。总之，金元易代之际士人的北上及西行，具有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