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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遇及心态 出使蒙古求和的金朝大臣，大都未能完成使命，他们与蒙古汗国的关系较为疏远，有些人还保持了对金朝的节操。如马庆祥于金大安初使蒙古，成吉思汗对其赏识有加，“皇帝赏君谈吐辩捷，欲留不遣。君百计自解，竟获复命……君以死自誓，行议遂寝”。后来马君为蒙古铁骑所驰，最终与其子俱被俘，“竟然不屈而死”[9](606)。冯延登，正大八年春奉国书朝见窝阔台汗于虢县御营，可汗以之劝降凤翔帅，面对威逼利诱，冯氏不为所动。后来蒙古铁骑围汴京，仓促逃难，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延登辞情慷慨，义不受辱，遂跃城旁井中。[10](卷124《冯延登》)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并西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10](卷124《乌古孙仲端》)。刘祁极力赞赏：“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恢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若不出闺阃然。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凛乎真烈丈夫哉。”[11](卷13《北使记》)以上这些人并未有损使臣的尊严，但其行藏未涉及对女真王朝与蒙古新贵或拥戴或否定的政治态度，他们也未被蒙古权贵所用。 随着蒙古铁骑由燕云深入中原，逐渐开始利用汉人治理国家。一批文人儒士由此进入蒙古可汗帐下效劳。这些人大都亲历了金末丧乱，目睹了生灵涂炭的惨痛现实，其个人命运也在历史转圜时期漂泊不定。他们较少受传统“夷夏之辨”思想影响，对于蒙古汗国并未有宋人那样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也是女真、蒙古相继入主燕云、中原后，北方士人为维护自身生存所采取的灵活对待沧桑变化的处世方式。世宗尝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隨，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10](卷8《世宗本纪》)如耶律楚材由仕金转而奉职蒙古，而不固守于专事一姓的陈腐观念，“汝亦东丹十世孙，家亡国破一身存。而今正好行仁义，勿学轻薄辱我门”[12](卷11《送房孙重奴行》)。方外之士丘处机亦以“我之行也，天也”[13](卷上)为托辞，拒绝宋金之请，亲赴漠北。金末山东名士杨弘道亦对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大防”进行了深刻反思，“华夷两牢井，宇宙一刀砧”[8](507)。在他们眼中，“华夷千载亦是人”，给予了其他民族充分的尊重。再如窦默，到达潜邸后，忽必烈“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1](卷158《窦默》)强调帝王当以儒家的诚意正心为本治理国家，以实现王道之大端。金源名士杨奂更加鲜明地指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9](128)，对以世系土地为重的正统观是一次拨乱反正。元初名士郝经亦云：“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9](14)“王统系于天命，天命系于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绝续，统体存亡于是乎在。”[9](391)只要顺应时势人心，虚心接受儒家王道思想，实施仁政，就可以为中原之主。可以说，推行儒家仁义思想，以夏变夷，是当时士人普遍的心理情绪。 当时很多文人到达漠北西域后，大都受到蒙古汗王的礼遇，为其所用。成吉思汗曾指楚材谓窝阔台云：“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1](卷146《耶律楚材传》)对耶律氏重视与倾慕有加。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更是受到重用。对于丘处机，成吉思汗亲下诏书，情辞恳切。再如张德辉，丁未岁(定宗二年，1247年)赴召北上，“每遇燕见，必以礼接之，至于供帐、裳褥、衣服、食饮、药饵，无一不致其曲。则眷顾之诚可知矣!”对于王庭的礼遇，张感慨系之：“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于好善而忘势。为吾夫子之道衰而设，抑欲以致天下之贤士也!德辉何足以当之，后必有贤于隗者至焉!”[14](卷8)窦默，应召受命，与忽必烈相谈甚欢，“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默荐姚枢，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谕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为宜，且使我子见之如见我也’”[1](卷158《窦默》)。郝经，戊午岁(宪宗八年，1258年)被征召为藩府侍从，忽必烈对其恩抚礼遇有加，“诏以怀、河阳为今上汤沐邑，于是经在藩府，得赐第怀，赐田河阳”[9](401)。对于李俊民，忽必烈以安车征召，“遣中贵护送”，体贴王鹗年老不耐漠北冬寒，便遣人护送南返，临别时仍殷殷垂询。对于亲近之臣赵壁亦极有分寸。[5](273)可以说，忽必烈对任何贤士都能曲尽其能地款待，极为礼遇。逢此良机，被征聘文士竭尽其能建言献策，为蒙古汗王的政治统治及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只是他们大都具有仕与隐的纠结心态。原因之一，这些文士大都历经金末丧乱，奔波一生，思想上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如杨奂，面对蒙古帝王的征聘，反而流露出极其沮丧的情绪：“主人情烂漫，客子自奔忙。不见犹频梦，相逢合断肠。秋凉抛药里，夜雨倒壶觞。回首高城北，幽燕去路长。”[8](407)其《抚州》亦云：“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霜冷鼠山秋。为客无时了，劳生有许愁。残年缨世网，吾欲谢浮鸥。”[8](405)此诗乃出燕山往和林时作，[15](1343)写诗人晚年仍要做客他乡，免不了愁绪满怀。同时期的李俊民《送郡侯段正卿北行二首》诗亦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另一方面，有些士人出仕蒙古，挫折在所难免，内心往往会产生哀叹伤感的情绪，归隐之念就会更加鲜明。如耶律楚材在西域时期并未得到重用，不免牢骚满腹：“惆怅天涯沦落客”[12](卷6《西域寄中州禅老》)、“生遇干戈我不臣”[12](卷3《和移剌子春见寄五首》其二)，于是产生归隐山林之念，“撇去尘嚣归去好”[12](卷6《蒲华城梦万松老人》)、“不如归去乐余龄”[12](卷5《壬中西域河中游春十首》)。然而耶律氏的归隐并未彻底，“学术忠义两无用，道之将丧予忧惶。有意攀龙不得上，徒劳牙角拔犀象。唯思仁义济苍生，岂为珍羞列方丈”[12](卷2《用前韵感事二首》)。功业无成，退隐亦非所愿。[16](40)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被委以重任，出任宰相，辉煌至极，境遇相对较为安泰，他身在庙堂，已然心系山林，“旧隐西山五亩宫，和林新院典刑同，此斋唤醒当年梦，白昼谁知是梦中”[12](卷14《题新居壁》)。“登车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新构幽斋堪偃息，不闲闲处得闲闲。”[12](卷14《喜和林新居落成》)既爱功名又爱山，在蒙古汗王所征聘的其他文士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许衡、刘秉忠、郝经、窦默、姚枢、王鹗等都是如此。[17]可以说，当时文人内心大都具有仕与隐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